工作與尊嚴，難道真的得捨其一？身障女性職場爭權路迢迢
作者按：本文中的身障女性經驗皆來自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台灣障礙女性平權連線、台灣障礙者權利促進會、桃園市身心障礙聯盟及各地婦女中心合作辦理之「女性身心障礙者就業焦點座談會」中，來自不同背景與組織的障礙女性分享。
唯獨因資料來源限制，本文的案例多為肢體障礙女性，未能觸及其他類型的障礙者 —— 如視障、聽障、智能障礙等，可能會有十分不同的經驗，有待未來持續探索。
此外，女性與工作相關的討論中，家務勞動的責任與分工一直是重要主題。女性障礙者在 2016 年的勞動參與率僅 14.1%，要理解這個現象，必然要納入女性障礙者在婚姻與原生家庭中的角色，以及工作與家務勞動間的時間與資源分配。然而，不同年紀、障礙類別、障礙程度的女性，其婚姻、生育的狀況都各有不同，難以概括而論，因此無法在本文討論，甚是可惜。
撰文／林紘晟 辣台妹聊性別
要理解身障女性在工作時遇到的困難，必須同時關注「障礙」與「女性」2 個身分。例如，2016 年，「有酬就業者每月主要工作之收入」的統計顯示，全體男性與全體女性的平均月收分別為 42K 與 36K；障礙男性是 27K，障礙女性幾乎只有全體男性的一半，月收平均是 22K。
身障女性要生存，身體與空間的不便讓她們需要加倍費力，但制度性與社會性歧視卻會讓她們尊嚴掃地，甚至有生命危險。今天的討論著重制度性與社會性歧視，我們一起看看身障女性在工作現場的心聲。
工作與尊嚴，難道真的得捨其一？
工作不只為了賺錢，也是一個人邁向獨立、追求自我肯定，並在社會中建立尊嚴的重要途徑。然而，為了工作，身障女性往往難保尊嚴。
淑惠（化名）出生彰化，在家中排行老么，沒有上過小學，到臺北找工作屢屢受挫，最後在朋友的介紹下賣起口香糖與彩券。曾有路人刮刮樂沒中獎，跟她說「你們腳這樣子一定是上輩子做什麼不好的，又騙人家的錢，你們下輩子要做什麼？」她當場回說：「我下輩子不要當人了！」
除了針對障礙的歧視，性騷擾也是身障女性街賣者的日常遭遇。
「我一個朋友也是從事街賣工作，曾在卡啦 OK 遇過性騷擾，她手沒辦法推開別人，有些酒客會靠她很近，或說一些性騷擾話語，她說前幾天有人直接親她，她嚇到哭出來。」
「也曾有路人對我說，『你的彩券有在賣，那你的身體有沒有在賣？』」
此外，許多身障女性街賣者也遇過光天化日下的偷盜。她們既無力捍衛自己，更無力反擊，遇到商品被拿走時往往只能道德勸說，或說服自己「他可能比我需要吧！」也有身障女性分享：「原以為這種狀況只會發生在街頭，有自己的店面就沒事了。沒想到有了店面還是一樣，會直接把東西拿走！」
制度保障就業機會，歧視卻仍無所不在
從事街賣有一定的危險性，且收入不穩定。若可以選擇，許多身障女性都會希望能到公司或公家單位上班。為了保障障礙者就業，政府推動「定額進用」制度，要求一定規模以上的單位必須僱用障礙者，若沒有達標就額外課以差額補助費。然而，制度為障礙者開出了職缺，卻沒能解決雇主的歧視與惡意。
「你們就是靠政府啊！不然怎麼會有工作？」
「我們寧可被罰錢，也不要請你們來。」
「看你喜歡多少薪水，我拿錢給你就好，你回家。」
這些話語都是女性身障的親身經歷。很多身障女性都反應，明明事前已告知身障身分，也確實收到面試通知，到了現場雇主卻用千百種說法委婉拒絕，或是直接說「已經不需要人了」。
「也有很多業主覺得，同樣一份工作，為什麼要找沒辦法工作到 8 小時的人來做？但我們因為肌肉的關係不能久坐，感染的話容易引發敗血。我有些朋友就是因為感染而離開的。」
就算進入職場，對障礙者的刻板印象與迷思還是存在。
曉玲（化名）是小兒麻痹患者，需要乘坐輪椅。民國 60 年代，政府跟企業合作成立「殘障工廠」，為障礙者設計適合的工作環境，「對我們來講是一大福音」。然而，工廠不僅工資低廉，也因受到政府與民間補助，每次有人來參觀時，老闆就說：「你們要裝可憐一點，別人才會給錢」。
「我就很不爽，我是用勞力賺錢、用我的勞力換工資，為什麼要裝可憐？」
「障礙者必須正向積極、鼓舞人心」則是另一個刻板印象。韻如（化名）是重度聽障，大學念特教系，她就學時開始發現眾人的刻板印象：「他們都會覺得，你們障礙者是要樂觀的狀態去面對人群！我們常常被這樣要求。」這樣的標準讓她內心充滿矛盾，畢業後只當了 3 年特教老師就選擇離職。
職場環境的合理調整：職務再設計
如果說定額進用是「數量」的調整，「職務再設計」就是一種「性質」的調整。透過調整勞動環境、工作規範、提供就業輔具、工作方法等，協助障礙者融入職場環境與工作內容。具體的案例諸如，讓不便爬樓梯的清潔工負責地面區域，或是申請助聽器、輪椅等輔具協助身障者工作與生活。
職務再設計需要由雇主向政府申請，金額也由雇主與政府共同承擔。有需求的是障礙者，但能不能申請、能進行多少改造，卻還是要看雇主臉色。許多障礙者怕申請流程造成雇主麻煩，甚至丟工作，因此連提出要求的勇氣都沒有。
在目前的法律中，職務再設計是一種額外的「協助」，而非「義務」。雇主若不願幫忙，也不會構成法律層面的歧視。在這樣的標準下，就有女性身障者自我質疑「我提事情也很糾結，我就是個臨時工，還讓老師（雇主）負擔這麼多怪怪的。」
職務再設計的申請流程繁瑣，許多障礙者覺得雇主跟政府的態度消極，如果沒有積極爭取就會石沉大海。申請時的自費支出則是另一個阻力，例如申請助聽器前需要進行詳細的聽力檢測，金額動輒 3000-5000 元。
此外，如果輔具由政府全額補助，身障者在離職後還必須歸還，使得障礙者在離職後和職業轉銜階段，沒有輔具可以使用。然而離職只是員工身分的終結，收回輔具帶來的不便卻大大影響障礙者每一個生活角色與面向。 如同一位身障女性所言，「障礙者的社會角色沒辦法切割得這麼細，工作、生活、母職、照顧者⋯⋯但是輔具是我的腳啊！」
有些身障者為了有輔具可用，因此即便面臨不合理、危害健康的勞動環境也只能忍耐著繼續工作。
只有障礙的環境，沒有障礙的人
「障礙」不是人身上固定不變的狀態，大多數情況下，若能設計出好的制度並建構完善的設施，身體的侷限便不會再困住障礙者。英語世界發展出「I am disabled, not a person with disability.」（我是有障礙，但不是障礙的人）的說法，就是肯認這樣的論點。
現任行政院性別平等會委員的余秀芷是漢聲廣播電臺主持人，她在一篇專訪中提到，她因疾病而下肢癱瘓，必須靠輪椅行動，但她在廣播電臺的工作並非正職，無法適用職務再設計的規範。
但她的主管非常「有概念」，一口氣將 3 間廁所都改成無障礙廁所。沒想到，最後受益的不只是余秀芷，其他主持人也發現無障礙設施的好處。「很多主持人發現這也造福了他們自己，廁所空間變大了，更換生理用品更舒服，有扶把對高齡的人來說也比較安心舒適。此外，如果電臺邀請身障受訪者也相對方便。」
障礙者的職業與工作權利，看似跟非障礙的大眾無關。但實際上，不論是因年老而身體機能減退，因受傷而不良於行，或是因生理期而不便工作，種種不方便的情境都可能或長或短的出現在每個人的生命裡。因此，關注與捍衛障礙者工作權，除了改善障礙者的生活處境，更是為了打造一個更具有包容性（inclusiveness）的社會，讓不同身心狀況、有不同生命歷程的人，都能有機會在職場中獲得合理的收入，達到自我肯定，並建立理想的社會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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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們的工作：街頭與職場的身障女性刊載於辣台妹聊性別，Right Plus 獲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