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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今年,多多益善和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聯盟(下簡稱「障盟」)合作「身心障礙女性生活」計畫—— 由於障盟曾經深入訪談身心障礙女性,發現女性在障礙身分交織的生命經驗中,面對許多特殊的處境,例如,擔任母職育兒的不容易、面對婚姻和家庭關係的衝突、接受性教育的經驗,以及就業時面對的困難等。
我們以深度報導和經驗者擴大機專欄,深入呈現身心障礙女性的經驗和聲音。本篇報導因此由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聯盟支持,《多多益善》秉持「獨立報導原則」製作完成,共同讓重要的議題被深入認識。
關於獨立報導原則:《多多益善》與合作方互信溝通、力求共識,但本站擁有報導方向、受訪者選擇、訪綱設定與稿件修改的最終決定權,並於合作備忘或合約中具體載明。
作為身心障礙父母,當子女進入學齡、開始對世界產生更多認知與疑問時,怎麼參與孩子的生活,以及讓他們理解父母的「障礙」,是教養過程中無可迴避的重要課題。
此外,女性障礙者在走過感情、婚姻到育兒的路上,也常得在外界的期待與質疑中,不斷證明自己有能力成為一位「稱職的母親」。在這段不總是平順的親職路上,她們如何陪伴孩子、也重新面對障礙的意義?
陪孩子出門、一起玩耍,對多數家庭而言是稀鬆平常的日常,但對身心障礙父母來說,這樣的「陪伴」往往需要付出更多心力才能實現,有時甚至無法親自參與、錯過孩子的部分童年。
罹患小兒麻痺、平時以輪椅代步的陳青琪,與因工傷全盲的先生結婚,育有一子一女,如今都已升上高中。一路走來,育兒工作始終由夫妻倆協力完成。她說:「當孩子慢慢成長,照顧的難題會減輕,取而代之的是參與孩子生活的困難。」
她表示,像帶孩子去公園時,她通常只能在一旁等待,無法像其他家長那樣追著跑、將孩子高高抱起。不過,教會裡有大姊姊會陪孩子去騎腳踏車,也多少彌補了她無法同行的時刻。
進入學齡後,參與校園活動也成為一大挑戰。陳青琪舉例,家長會大多數辦在樓上,對輪椅使用者來說不大方便。又或者,去看孩子的表演或運動會比賽時,「每次我都看不到前方舞臺,因為其他家長會站在我前面,難免覺得有些可惜。其實孩子也很希望我們在場,所以我也會事先跟他們溝通,讓孩子知道我有來,只是沒辦法太靠近。」
同樣行動不便的鍾雅雯也說,學校的親子日常常安排像是兩人三腳、呼拉圈接力等動態活動,「幾乎都是爸爸或阿媽陪同參加,我自己很少能一起玩。不過只要女兒玩得開心,我就覺得心滿意足。」
因為視網膜剝離,吳晶晶左眼失明、右眼僅剩微弱視力,生活長年籠罩在一片朦朧之中,也沒有適合的輔具能協助改善。即使如此,她仍盡量參與孩子的每一場活動,無論是家長日、校慶或運動會,都盡可能到場。
「我也會跟去參加校外教學,雖然幫不上什麼忙,但孩子知道我看不清楚,也會一直主動跟我介紹、帶我摸摸看他眼前的世界⋯⋯這些互動讓我覺得,自己的視力不是障礙,反而讓我們關係更親近了。」吳晶晶笑說。
當孩子逐漸長大,要怎麼引導孩子認識父母的障礙、不把差異視為隔閡,也是障礙家長在教養過程中必須面對的重要課題。
為了讓孩子理解爸爸看不見,陳青琪曾讓他們閉上眼睛,試著摸黑走到巷口:「實際體驗後,他們才會知道爸爸能自己走出門、還能上班,其實很了不起,也因此更能體會障礙帶來的不便,也會知道該怎麼協助他。」
不過,理解的過程不見得總是順利。因為先生無法看見孩子的表情,只要孩子沒有出聲,他就無法判斷狀況。有時兒子只點頭或搖頭,先生看不到便會追問,孩子可能會因此感到不耐,反而造成誤會。
「我後來也提醒他們,爸爸不是沒耐心,而是真的看不到,你們要開口說出來,爸爸才知道你們的意思。」陳青琪說:「孩子很單純,只要說清楚,他們就可以理解這個世界本來就存在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式生活,就像近視的人要戴眼鏡,怎麼面對這些不便、怎麼處理才是最重要的。」
陳青琪也回憶,當女兒國小時,有段時間習慣踩在她輪椅的踏板上一起回家。某次,女兒突然改說想先走一段路再上來,她察覺女兒可能是感到不好意思。結果去教會時,其他孩子看到她載女兒,紛紛湊上來說也想被陳青琪載。她笑說:「女兒後來就比較釋懷了,換個角度看,她反而變成被羨慕的一方。」
鍾雅雯則說,從以前她就知道自己和其他媽媽不一樣,「那就只能用自己的方式,讓孩子理解我的狀態。」她的先生一直很支持她,出門時都會大方介紹「這是我老婆」,反而是她有時會因為他人的目光而感到畏縮。而先生的態度也讓孩子學會坦然對待障礙,「有次女兒問我病什麼時候好?我說可能不會好了,她就告訴我,沒關係啊,媽媽還是跟別人一樣。」
「我也常提醒自己,要去面對別人眼裡的『不一樣』。」鍾雅雯現在更相信,與其擔心他人目光,不如誠實看待自己的狀態:「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選擇,重要的是為這個選擇負責,而不是活在別人怎麼看你的世界裡。」
實際上,對障礙女性來說,在進入婚姻前,光是要談「性」就已經相當困難。
臺灣殘障希望工程協會理事長黃雅雯,同時也是推動障礙者性權團體「手天使」的面談義工。她觀察到,不少障礙女性難以面對自己的情慾,對身體也有深層焦慮。
「她們常覺得自己的身體跟別人不同,比如腿粗細不一、脊椎側彎導致身形歪斜,認為自己很不好看。這些原本就存在一般女性的焦慮,在障礙女性身上往往更強烈,特別是在面對親密關係、要坦露身體時,又是更大的挫折。」黃雅雯說。
這些困難背後,也會牽涉到整體社會氛圍的營造。黃雅雯指出:「曾有人問我,為什麼很多身障女性不打扮?但我們的百貨公司、商場,有多少地方能讓輪椅進得去試穿衣服?」
她也提到,除了空間限制,還有生活自主權的問題:「若一個障礙女性需要旁人協助穿衣、吃飯,她還能不能決定自己要穿什麼?照顧者通常會是父母或家人,為了省事,可能更傾向選擇一件 2 分鐘就能套上的運動服,而不是要扣好幾顆鈕扣的襯衫。」當生活處處受限,甚至總有家人在身旁時,又怎麼有空間發展戀愛、建立關係?
針對婚育,黃雅雯則感慨,社會雖然逐漸開放,但當障礙女性表達想結婚、生小孩時,仍容易遭到質疑。許多障礙女性早已步入婚姻,這些經驗卻很少被看見,或者多半被視為「特例」。
「整體社會還是偏向勸退,認為那是可怕、難以想像的事,而不是去想怎麼支持。」黃雅雯表示,婚姻應該是一種選擇,而不是被環境限制剝奪的選項,「或許我們可以反過來思考,如果今天有適當的資源與支持,是否也能讓更多障礙者可以帶孩子了?」
另一方面,障礙女性在親職角色上,經常會面對更深的社會期待與心理壓力。
「身障母親總被要求證明自己要有照顧孩子的能力,否則就會被質疑,是不是應該讓孩子由阿公阿媽照顧。」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聯盟研發部副主任汪育儒指出,當新手父母本就不易,但對障礙女性來說,社會往往會加倍要求她們「獨力克服困難」,彷彿求助伴侶或資源就是不稱職。
汪育儒提醒,育兒本應是共同分擔的責任,但依然有許多障礙女性,常從一開始就會被懷疑是否「有資格」成為母親,在資源取得上也常受限。
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聯盟祕書長洪心平補充,目前雖然許多縣市有育兒專線或到宅指導,但當問題涉及障礙,例如「看不到怎麼泡奶」、「坐輪椅怎麼幫小孩換尿布」、「聽障者在家怎麼確保孩子安全」時,往往很難得到回應。
洪心平建議,這些服務應該與各縣市輔具中心、了解障礙專業的相關單位合作,真實依照家長的障礙特性去改變指導的內容,給予適當的協助。「有時不需要昂貴的輔具,只要改變家具高度、擺放方式,就可以獲得改善了。」
另一方面,她也觀察到,對孩子而言,障礙本來不是問題,而是當看見自己的父母無法進入遊戲場、被排除在許多場合或活動外,甚至被人不斷加以責難時,孩子才會開始質疑:「為什麼我的爸媽跟人不一樣?我是不是真的出生在一個有問題的家庭?」
洪心平說,每個人都有生育的權利,能否提供孩子良好環境,是許多條件的總和,不該因為有障礙就被剝奪資格:「如果要求父母完美,恐怕我們誰都不敢說自己能勝任。」
而作為十幾年的媽媽,陳青琪也強調:「每個人都有做不到的地方,盡力做到家長該做的、遇到困難就主動尋求協助。障礙者有追求幸福的權利,但要怎麼經營,是我們要一起面對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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