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與孩子是教養中的團隊，在不同的生命階段學習看顧彼此的方式／專訪藍佩嘉《拚教養》
首圖：臺大社會系特聘教授藍佩嘉。攝影／陳佩芸
2006 年，臺大社會系教授藍佩嘉在美國將博士論文以學術專書的形式出版（Global Cinderellas: Migrant Domestics and Newly Rich Employers in Taiwan），透過上百位印菲移工與臺灣雇主的訪問，呈現東南亞移工在臺灣家庭中面臨的權力與結構困境；2 年後，她將這本書直譯為中文版《跨國灰姑娘：當東南亞幫傭遇上台灣新富雇主》在臺上市。如今，她費時 8 年的新作 Raising Global Families: Parenting, Immigration and Class in Taiwan and the US 同樣先於 2018 年在美國上市，今年 6 月初中文版《拚教養：全球化、親職焦慮與不平等童年》才在臺灣由春山出版社推出。
前後 2 部作品看似出版程序相同，意義卻不盡然一樣。「當時英文版的《跨國灰姑娘》只賣了不到 2000 本，在美國，這樣的學術出版成績算不錯了。所以後來我雖然想有個中文版，也沒有想太多，就是請助理將英文版初步翻譯後再整理上市，結果竟然在臺灣賣了一萬多本！」藍佩嘉笑說：「那時候就想，早知道會賣這麼好啊，好像就應該再多調整修潤一下，讓它更親民、更在地化。」
《跨國灰姑娘》的中文版在嚴謹的藍佩嘉口中，只能算是「英文博士論文的中文化」，除了語言使用相異，內容其實沒有太大不同，很大程度保留了學術論文的結構與文風。即使如此竟還是熱銷上萬本，在如今的臺灣書市已可謂是難得的暢銷書，也意外使藍佩嘉首次接觸到許多第一線的讀者──不再是學術界的教授、老師和學生，而是平時接觸不到的、真實的讀者回饋。藍佩嘉打趣說：「你知道，大部分的教授在生活裡就只能碰到學生，學生是抱著學習的心情來的，甚至可能為了學歷而來，跟一般民眾很不同。」從那時起，她深刻體會到原來學術研究若能一定程度的轉譯，將如何影響公眾、發揮不同以往的社會價值。
臺灣學者：有寫作的空間，沒有寫作的時間
《跨國灰姑娘》的經驗，使她在《拚教養》一書決定跳脫表面上的語言藩籬，真正為繁中版讀者寫一本既符合中文世界脈絡、又能普及於大眾市場的讀本。也因此，《拚教養》的繁中版不僅並未直譯，全書由藍佩嘉親自重設架構、重新寫就而成，英文版 5 個章節中甚至只有其中 2 章與繁中版部分重疊。此外，全書雖然鮮少看到藍佩嘉的個人論斷與主觀意識，其角色比起一般大眾出版品的「作者」，確實更接近一個「研究者」與「觀察者」，然而相較於 10 多年前分析性質較高的《跨國灰姑娘》，《拚教養》已多了許多故事性與案例，少了艱澀的專有名詞，有意識的面對公眾、與一般讀者親近。
「其實學術訓練本身並沒有訓練我們與公眾溝通，很多時候你跟同儕溝通慣了，為了取得學術界的認可，甚至會積極使用許多專有名詞與理論概念，自然讓一般人無法進入。」藍佩嘉聊起臺灣學術研究者的社會角色，感嘆不是每個大學教授都有餘力將自身研究轉譯、面向公眾：「大學教授若能緊扣自身研究來回應社會議題，當然是最好的狀態。我們該做的是想辦法讓學術研究和公眾討論更有效的連結，將研究轉譯成大眾能理解的語言。但事實上，要把事情『寫得清楚』比把事情『寫得複雜』還困難，尤其當你知道事情真的很複雜的時候。」
敦促學者面向公眾，對學術研究來說是種苛求嗎？藍佩嘉說，從大環境來看，臺灣事實上是很有空間讓學者發揮的：「像《拚教養》這樣轉譯後的學術普及書，我在美國是絕不可能出版的，它的英文版主要也只在美國學術圈裡發酵，例如一些相關的學術研討會和演講，或者有的學校老師會指定為課堂讀物，甚至還有學生把它做成桌遊！但無論如何，主要的影響還是在學界。」
「美國的教授不像臺灣學者在媒體和公領域中擁有很大的話語權，臺灣人對『公知』似乎很容易相信──即使他說的東西跟自己的學術研究一點關係也沒有。往往只因為一個人是『教授』，就四處在各種社會議題中占據信任優勢。在美國剛好相反，只有非常會寫的少數教授才有這種機會。」
在這樣的社會空間下，臺灣學者真正的障礙還是時間貧窮。除了學期整整比美國多了 2 個月、學期結束後又忙於學生的碩博士論文；另一方面，稍有餘裕的助理教授忙著拚升等，升等後又忙著審查與做研究，根本沒有時間。也難怪《拚教養》前後投入長達 8 年，好不容易才將臺美兩地的研究成果都整理成冊，中間一度讓藍佩嘉疲憊到自我懷疑，不知道自己究竟為什麼要如此費盡心血，硬要在競爭激烈的教養書市場中「參一腳」。
所幸，她的苦心在《拚教養》上市後得到令人振奮的回饋。若說《跨國灰姑娘》的熱銷，很大部分來自許多學生瘋搶藍佩嘉這個社會學「教母」的寶貴著作，《拚教養》一書可說是真正突破了學界，撫慰了許多父母的心：「之前的《跨國灰姑娘》畢竟還是偏社會議題的討論，發酵的圈子有限。但這次的《拚教養》，我們在好幾場新書發表會和講座現場都遇到很多父母，告訴我他們對這本書感同深受，並且因此理解了自己的焦慮。」
成為翻譯者：用研究繪出一面地圖，讓每個人定位自己
「從這方面來說，我更傾向將自己定位為一個『翻譯者』，這是我寫作繁中版《拚教養》的重要目的──透過研究與轉譯，透過他人的映照，讓不同的家庭對自身處境有更深的體會與認識。」藍佩嘉尤其開心看到許多中產階級讀者能透過這本書，了解到許多資源極少的勞工家庭所做的決定，並不都是種「個人選擇」，更多時候是種「沒得選擇」。反過來說，中產家庭所做的「選擇」，也未必都是真正的個人自主，更多時候也與環境、財力、同儕壓力等條件綁在一起。
「很多輿論常會責怪父母，尤其是對資源少的父母說『不會養就不要生啊！』，用一種個人歸因的方式去論斷自己和別人的選擇，認為你沒有能力做『正確』的決定、沒有條件給『正確』的教養，就不應該生，我認為這是種認知上的盲點。」藍佩嘉正色說，《拚教養》不是要提供一個教養答案，嚴格來說，這本書比較像是一個地圖，協助每個父母定位自己。
「地圖不會告訴你哪個地方最好、哪裡房價最高吧！這本書也是，它只是讓你能透過與他人的差距和相異來定位自己，理解彼此的身不由己。」如同藍佩嘉在書中所言：「我希望讀者們能產生的是『同理心』，而非『同情心』，不是同情不幸、可憐弱勢，而是能透過分析與比較，看穿結構與社會不平等的作用，進而反思自身經驗。」
寫給父母也寫給孩子，彼此理解終能成為一個團隊
另一方面，《拚教養》開篇自序中也提及藍佩嘉自身成長經歷。僅管為人子女的自己曾懷疑過父母輩許多必定會令現代兒童專家蹙眉的教養方式，然而隨著《拚教養》的完成，她既理解了父母，也盼許多子女能更理解自己的父母。
「這麼多年來，我們在教學現場遇見很多不同家庭背景的學生，年輕人對父母都有很多不同的抱怨──中產家庭的孩子抱怨父母不肯放手，勞工家庭的孩子抱怨自己不像同學一般擁有充足的資源和機會。」藍佩嘉說起《拚教養》一書的另一個出發點：「並不是說這些抱怨沒有道理，而是我們或許可以換一個框架來理解父母的不足。除了少數父母，其實大多數的父母都很努力、很辛苦，雖然他們嘗試的未必是孩子認可的方式。」
孩子們的不理解甚至「不領情」，讓現代父母的焦慮加劇，在《拚教養》出版後，無數焦慮的父母都在社群分享與新書講坐中，期待藍佩嘉能提供一個「規範性的指導」、一個答案，告訴他們究竟哪一種方式比較好。然而她只能一再重申：「所謂『夠好』的教養，是配合家庭的資源、時間、能力與孩子的狀況，規畫出最『適合孩子』的目標，並且在行動中持續協商、共同試驗與修補。」
這也是她最終想要強調的：「這本書不只是寫給父母看，也是寫給孩子看的。我不認為父母能理所當然的要求孩子感恩或回報，但我也不認為子女有權把父母無條件的呵護與支持當成天經地義，畢竟父母也有自己的人生與困頓。」藍佩嘉頓了頓，說：「我認為教養應該是一個團隊，父母和孩子是一個團隊，彼此在不同的生命階段摸索看顧彼此的方式、學習新的界限、尋求相互滋養的可能。」
延伸閱讀：
1. 這樣太危險，飛不遠？藍佩嘉談全球化下的親職焦慮／《拚教養》
2. 臺東「孩子的書屋」創辦人陳爸驚傳離世，留給數千名孩子數百個家庭終身難忘的生命教育
本文原刊載於 Okapi【太陽之西】專欄，於此收錄於原作者作品集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