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 1 月，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設立的「國家身心障礙學生成功中心」（National Disability Center for Student Success），發表《通往成就的無障礙之路：身心障礙大學生的經驗調查》報告，針對全美各地 501 名障礙生做問卷調查、並對 24 人進行深度訪談，呈現障礙生在高教階段的學習與生活經驗。
值得注意的是，報告顯示在受訪的障礙生中，有一半是在大學階段才首次被診斷，或開始意識到自身的障礙狀況，顯示對許多人來說，大學是首次面對與理解自身需求的重要階段。但他們進入大學校園後，面臨了哪些挑戰與困難？
揭露障礙有風險、申請流程繁瑣，學生寧可沉默或拒絕申請協助
對多數受訪學生來說，要向朋友、室友、教授或學校揭露自身障礙，是一場社交考驗。報告指出，超過 1/3 的學生（36%）未曾向任何人揭露自己的障礙狀況。有受訪學生說：「我以前在餐廳打工時，跟同事說我被診斷躁鬱症，後來卻因此被開除了。現在我只會對人資說，不會對老闆、主管或同事提起。在學校也是，我會找障礙資源中心，但不會跟教授說。」
這些顧慮的原因包括：擔心被貼標籤、被質疑、需要因此說出太多私密的個人資訊，或揭露後會影響成績表現等。對於有心理健康狀況，或障礙不易被他人察覺的學生來說，他們的需求常被忽視，也容易遭到誤解，會被視為不夠努力或態度消極。
報告也提到，在選擇揭露的學生中，多數會先告知朋友（88%），其次是教授（64%），接著才是校內的身心障礙合理調整1單位或學生服務處（47%）。這代表學生即使選擇揭露，也未必會透過正式管道申請支持服務。
圖／by Ben Kupke on Unsplash
有些學生會自行與教授溝通自己的需求，例如報告延後繳交、筆記協助、換座位等。這種非正式的協商儘管有時能換來體諒，但也有人因此遭遇教授的不信任與刻板印象，不僅需求無法獲得回應，也變得更加退縮。有人表示：「我遇過非常體貼寬容的老師，但也遇過完全不接受調整的老師，你永遠不知道下一位老師會不會願意支持你。」
此外，制度本身也成為一種阻力。當障礙生申請合理調整時，通常需準備繁複的醫療證明與相關文件，並可能經過多個部門的審核。對於本身就有執行功能障礙，像是在計畫、組織、情緒調節或注意力維持上有挑戰的學生來說，這樣的設計本身就不夠「可近」（不容易使用到）。
除了制度繁複，行政負擔也會對學生造成壓力。有學生形容整個申請過程「很繁瑣」，必須聯繫多個單位，並反覆向他人說明、證明自己的障礙狀況，這對有心理健康狀況的學生尤其困難。加上核准等待時間漫長，往往需數週甚至數月，當學生正處於困境、急需支持時，過程卻耗時耗神，反而讓人心力交瘁。
從教室到社交圈，心理健康影響學業表現
另一方面，對許多障礙生來說，走進校園並不代表就能真正「進得去」學習與生活空間。報告指出，在教室動線、座位安排、交通便利性等項目中，障礙生的評分普遍低於非障礙生。其中，「停車便利性」是評分最低的項目，僅 2.76 分（滿分 5 分）；而「是否能在不耗費過多時間與體力的情況下抵達教室」、「教室座位是否能調整」等項目，也都反映出顯著落差。
這些缺口除了影響學習便利，也可能對學生的出席和參與造成壓力。像是電梯故障卻未能即時修復等狀況，對於仰賴輔具、需跨樓層或跨校區移動的學生來說，也會增加到課與行動上的困難。
報告也提到，雖然多數障礙生認為線上學習系統操作方便（平均達 4.5 分），但針對課堂影片是否附有字幕等，仍有改善空間。
圖／by Jakub Pabis on Unsplash
此外，障礙生在行政溝通、資訊是否方便取得方面，也常感到挫折。有人提到，學校的行政人員對身心障礙的理解參差不齊，有時甚至會出現過度詢問或不當評論。有學生表示：「我不喜歡一直要跟人解釋自己的狀況，有些行政人員會問東問西，好像我在隱瞞什麼。」
在社交層面，障礙生的歸屬感更加脆弱：「當障礙者很辛苦，但也讓我學會了堅韌和耐心。經歷過痛苦和掙扎後，我變得更有同理心。不過，有時我想參與社交活動，但交通和移動的不便讓一切變得困難，讓我感到自己被隔絕在外、被困在家裡。」
報告強調，心理健康確實會影響學生的出席與學業表現。現今，許多障礙生的需求早已超越過去常見的合理調整，例如的「延後繳交作業」或「延長考試時間」等協助，他們需要更多能回應情緒與身心狀態的彈性措施，以及穩定的支持社群。校方應建立專屬的資源平臺與同儕網絡，讓障礙生能在關係中重建自信與歸屬，讓校園成為每個人都進得去、也能留下來的場域。
從校園倡議到同儕支持，身心障礙生的主動出擊
面對重重阻礙，許多障礙生開始練習自我倡議，也透過參加倡議團體建立彼此的支持網絡。報告指出，越來越多障礙生學會清楚表達自身需求、理解自身權益，並主動與行政人員或教師溝通，爭取課堂上的調整與支持。不少人也進一步投入制度改革，參與校內倡議活動，甚至加入校外倡議組織，將個人的經驗轉化為改變的行動。
有受訪學生說：「如果我遇到很糟的手語翻譯，我不會勉強忍受，因為我有權利要求更換，我需要能理解課程內容的學習環境。如果需要課堂筆記，也可以直接向教授提出，若教授不願協助，那就要讓他們知道你有權利，或也可以去障礙資源中心尋求協助。」
不僅如此，也有障礙生會主動協助其他同學，教他們申請協助、跟教授協商，這種「由同儕帶同儕」的方法是一種非正式但重要的支持。
然而，倡議的能力並非與生俱來。報告提到，自我倡議需要具備認識自己、認識權利、溝通與領導技巧等多重技能。有些學生來自缺乏倡議經驗、對障礙議題較不熟悉的家庭背景，也有人因為長期受挫，對於表達需求感到猶豫甚至抗拒，讓實踐變得更加困難。
實際上，這些倡議行動不只能推動制度改革，更營造出障礙學生彼此理解、認同與支持的環境。報告強調，真正的「可近性」不只是設施完善或申請流程順暢，更是一種讓學生能參與、發聲、獲得平等對待的校園文化。
圖／by Shubham Sharan on Unsplash
無障礙應成為校園文化的一部分
要改善障礙生的校園處境，報告指出，其一要鬆動僵化的制度設計，重新思考「參與」與「出席」的定義。對許多因身心狀況影響出席的學生來說，傳統硬性規定的點名制度反而會帶來額外的壓力與不利影響。學校應適時提供彈性調整，並思考是否有更適切的評量方式，來反映學生實際的參與狀況。
此外，有半數受訪的障礙生是在大學期間才被診斷或意識到自身的障礙，因此大學是他們第一次申請合理調整的起點，由於缺乏過去的經驗與準備文件，一切都要從頭開始。建議校方應簡化申請的流程，減少學生耗費的時間與心力，也應建立一致的全校政策，讓不同系所或單位都有遵循的標準，避免讓學生在各處室來回奔波，或得不到應有的協助。
報告也呼籲，應加強教師對障礙議題的認識，建議校方提供培訓課程，協助教師提升對障礙需求的應對能力，減少無意間造成的歧視與偏見。例如，除了現場上課，也能提供影片字幕、講義文字或語音版本等替代方式，讓學生依自身狀況彈性學習。這些作法不僅對障礙生有幫助，也能讓更多學生受益，以及避免將這些合理調整視為「特例」來處理。
並且，「無障礙」不應只存在申請流程或環境設計中，而應成為校園文化的一部分。這需要校方重新檢視整體教學與行政文化中的潛在障礙與偏見，把《美國身心障礙者法案》（ADA）視為最低標準，而非最終目標。當推動全校文化轉變，讓所有師生成為共融的一份子，障礙生的權益與尊嚴才有機會被真正落實。
最後，報告鼓勵學校與學生共同發展長期策略，例如成立無障礙推進委員會、定期檢討制度與滿意度調查，讓學生的聲音能持續被納入校務決策中。這些討論也不應只停留在「是否給予協助」，而要進一步思考「是否讓所有人都能平等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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