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收審核｜公所篇】「誰比較慘、比較窮、誰是低收入戶？」想助人卻日漸麻木的公所公務員

文／周上智　人生百味研究員

公所是個貼近民眾、靠近社區的公務機關，同時也是民眾申請低收入戶資格的第 1 關，申請者在戶籍所在地的公所交出申請資料，接受社會課承辦人的審查，無論結果好壞，都會留下一個「初審結果」。（註 1）

註 1：公所的初審工作

以審核低收入戶來說，為了檢視申請人的條件是否符合《社會救助法》的低收資格，承辦人需要檢視由申請者提供能證明身分和財產狀況的書面資料，例如戶籍謄本、身心障礙證明、家庭成員相關資料等。除了這些書面資料，也可能會到申請者家中進行訪視，進一步確認對方的實際生活狀況。

無論初審過與不過，有的縣市公所都會再送到社會局處「複審」（例如宜蘭、苗栗）；有的縣市公所只有在公所初審「不通過」時，才會再送到社會局處（例如臺北市）。各縣市公所在低收審核工作上，有不同的流程制度。

這些社會課的承辦人在最前線扛著最大的案量，也是社會救助系統內最常被民眾詬病的一環，因為很多人在這裡就「被擋下」（無法通過低收入資格），甚至有民眾曾遇過承辦人用很多繁瑣的規定勸說他「不要申請、申請了也不會過」，讓民眾連申請表都沒拿到，就打消申請的念頭。

但是公所承辦人真的是「冷血、傲慢、怕事、歧視窮人」嗎？我與人生百味的夥伴訪談在公所負責中低收入戶收案、審查工作的文欣（化名）、小辰（化名），他們與絕大多數同在這個職位的工作者都帶著助人的想像來到這裡，接受前輩的經驗傳承，漸漸磨成體制需要的樣子。

會擔心我的審核考量正確嗎？想要「多做」卻力有未逮

文欣大學時念文學，對公眾議題有興趣，因緣際會來到公所社會課做約聘人員，期待能在這裡幫助需要的人。開始工作後，他的熱情馬上被現實拷問，「誰才是需要（救助）的人？」、「為什麼沒有足夠的時間了解民眾的需求？」、「我的判斷正確嗎？」

文欣被數不盡的申請案淹沒，時常要很倉促的做出審核決定，就算他願意多花時間跟申請者溝通確認，甚至下班後親自去申請者家裡訪視，還是常常力有未逮，擔心自己做得還不夠。

然而多花時間與民眾溝通、訪視，在社會課都不是常態，「前輩不太會做這些事，他們說文欣你這樣太浪費時間了，沒有人這樣做。前輩不這麼做，我這麼做就顯得很怪。」文欣說。

通常入家訪視，是在公所確定收案後由申請者居住地臨近的里幹事去進行，里幹事會協助公所核對申請者的資訊是否屬實。否則承辦人一天經手那麼多案件，不可能每一件都親自訪視。

文欣指出，大多數里幹事都滿勤勞執行訪視工作，但偶爾還是會耳聞，有些里幹事直接請對方來里辦公室「填訪視表」，這就讓訪視的主要目標—— 親自確認申請者的實際居住狀況，變得格外諷刺，也讓文欣更加覺得，自己只待在辦公室是不夠的。

許多時候光是確認對方是否「實際居住」（在登記的戶籍地），就已經讓文欣感到無力。文欣 3 年前曾經手一個案子，申請人家裡的狀況非常需要協助，他在審核過程都有提供有效力的證明（例如法院刑事判決、醫療證明等）去佐證家裡的狀況。

唯獨是否實際居住在戶籍地這點，里幹事和文欣反覆在各種時間去訪視申請者，卻都遇不到人。這個案子最後文欣以「訪視未遇」為由，判定申請者沒有住在該縣市，不予通過。（註 2）

註 2：臺灣社會救助的「戶籍規定」

目前在臺灣要取得低收身分，依法只能向戶籍所在地的縣市政府申請，而且需要實際居住於戶籍地。但因就學就業等原因，「人籍不合一」情況在臺灣日趨普遍，民眾可能已經搬離戶籍地，實際居住地又不允許放戶籍（例如房東不願開放放戶籍，房客不敢違背房東）。

2024 年 4 月衛福部提出《社會救助法》修法「草案」，刪除了法條中「應實際居住於戶籍所在地」等字樣，也就是民眾還是要向戶籍地政府申請，但如果沒有實際居住在戶籍地也沒關係。最終是否會修法通過，還需待立法院決議。（參考報導：社會救助修法特輯：排除窮人的濟貧法）

發出審核未通過的公文後，文欣打電話跟這位申請者說明理由，得到對方很多攻擊性的回應，雖然他不太記得細節了，但讓文欣不舒服的感覺還是很深刻。

當時，申請者非常有情緒的表示：「你們來訪視的時間，我就是在工作沒辦法在家，為什麼沒有人能體諒我的困難，為什麼你們公務員都這樣。」

雖然文欣覺得不太可能（每次都因工作不在家），但我們訪談文欣的當下，文欣還是沒有把握：「萬一他講的是真的呢？萬一他真的住在那裡，那我這個審判是不是就有瑕疵？我永遠都不知道，我這個決定是不是正確的。」

儘管文欣跟同事討論這件事，大家都跟他說「你去訪了沒有人，這就是事實」，但這還是他工作 2 年間最挫折也最無力的案子：「誰又知道那是不是事實？而且他在電話裡是真的很生氣很難過，他那些診斷證明跟判決書確實都是真的。他無法被訪視到讓我很無力。」這是文欣。

依法行政的「助人界線」：無法看見人變好、失去助人工作動力

文欣說剛開始工作會有成就感，但後來案件真的太多了，就到了麻木的狀態：

「這工作一開始一定是偏向『助人』的角色，但隨著案件量越多，你心中就會有一條線開始畫出來了—— 什麼樣的人更慘？就比較像是『資源守門人』，因為你看多了嘛，麻木了，你心中就會覺得說，應該有比這個人更需要被幫助的人。」

審查工作做得越久，文欣覺得這條線好像越來越緊，「我不會說（這條線）非常堅定，但有個基本的準線，我們會看這位民眾身障與否、是否有工作能力、有沒有小孩，有沒有自己住的房子很重要。」

文欣強調，剛到這個環境時，每個人都在摸索這條（審核）過與不過、依法行政的線是什麼。最後就會摸清楚，這條線是《社會救助法》裡面的規定，而這些規定本身都帶著道德預設——

例如，16-64 歲的工作人口就是「有工作能力的人」，審核收入時會強制計入基本薪資（虛擬所得）；但身障者工作能力不佳，可以折扣計算虛擬收入⋯⋯所以不是窮就該被救助，還要符合這條法規背後的道德基準才值得。

儘管文欣逐漸抓到了這條判準，但並不代表工作變得輕鬆或更有成就感。對於每天都要經手這麼多案子的承辦人來說，很難有心力去追蹤一個低收家庭的變化。而幫助人變好，卻是助人工作的動力來源。

「這個機器般運行的方式，可能跟我想的不太一樣」，文欣有點無奈的說。最後他離開了公所，就跟許多曾進到這個體系的人一樣。

「實際上我們不太好『幫人』，我們不依法行政就是有問題，這是一個難處。我覺得滿多（低收資格）的規定，對民眾來講可能是很艱困的，因為我們立場不同。」文欣如此評價這個工作。

就算知道申請者的難處，承辦人可能也沒辦法協助申請者找到解套的方法，更困難的是，當每個來申請的人都說自己有難處時，承辦人甚至沒有足夠的時間跟心力去辨認，誰才是真正有難處的人？花太多時間在一個案子，會不會漏掉更該被幫助的人？

「可是細思下來，也許這些人都應該需要被幫助，是制度沒有照顧到這些人。制度篩掉了很多人。」文欣說。

民代施壓關切、承接民眾怒氣，工作者成代罪羔羊

另一位公所承辦人小辰，原本是其他職類的公務員，後來對社會政策和救助業務有興趣，轉調到公所社會課，已任職超過 5 年。

相對於文欣的年輕熱血，小辰就像是在辦公室的另一種典型，他覺得審核工作一切都是「依法行政」，大多是紙上作業，「我們的角色就是你符合就給（補助）、不符合就沒通過。如果他來申請沒有過，我們公文都會寫好原因。」

秉持依法行政工作的小辰所碰到的困難，就不是修法或修改制度可以解決的了。

小辰曾遇過不少民意代表關切的案子，被找去開協調會是常有的事，但他看不慣有些民眾一碰壁就想透過民代施壓來取得低收資格，也遇過民代在民眾面前羞辱公所人員，好讓民眾覺得自己有民代當「靠山」可以申請到低收資格。

小辰曾遇過一個申請者，因為賣房子有一筆財產交易所得，但他交代不清楚這筆錢後來花到哪去，所以申請不過。這個申請者跑去找民代，民代又開了協調會把所有人找來討論。

結果民代也被小辰說服了（需要交代清楚賣房所得，否則不予通過），這位申請者只能點頭答應會補上相關文件。繞了一圈又勞師動眾，這位申請者仍然需要補件，並沒有什麼改變，就是讓所有人變得更加疲乏倦怠。

「壓力是來自我們很忙的時候，我還要為了這個事出去，你知道嗎？我出去來回花多久時間，要不要 1 個小時起跳？我們每個人都負責幾百個以上的案子，然後課長還要陪我們去，全部人都要重新了解這案子。」小辰無奈的說。

不只是民代的關切讓工作煩悶，每年 9-12 月的低收「總清查時期」—— 公所和社會局處必須把所有低收入戶的案子再覆核過一遍，包括每個個案家庭的財稅收入、財產變化，確認明年度是否還符合福利資格。

每年都能看到有同事撐不下去，小辰無力的說：「從 9 月開始忙到 12 月，案件量太多，常常帶回家審到凌晨 2、3 點。」這樣的案量是公所的日常，但是只要稍微出個差錯，卻會直接影響到一戶人家的生計（註 3）。

所以總清查後的隔年 1 月，往往是公所承辦人被「拍桌子」的旺季，無論審核是否確實出了差錯，只要民眾福利被取消了，必然得承接民眾的怒氣。

小辰模仿著民眾悲憤的口氣：「什麼人給我出來！為什麼我不過？我們生活怎麼過？我們都靠這個（補助）！」

註 3：覆核結果可能讓民眾面臨「斷崖式脫貧」

許多低收入戶在自立過程中，因開始打零工、兼職，即使工作所得還無法完全負擔生活，卻因為家庭總收入增加，在覆核時已不符合低收資格，被取消現有福利。

又因為現行《社會救助法》把許許多多一個人生活在世上需要的保障和必要開支，跟中／低收入身分掛勾，包括學雜費、醫療費、看護費、房屋租金、有線電視費、國民年金保險、長照補助等。其中，低收入戶的補助項目和費用更多。

也因此，一旦取得低收入證明，通常可大幅降低生活開支。反過來說，一旦突然失去，對經濟陷困的家庭來說，往往都是禁不起的變動。（參考報導：【消失的窮人３】再苦也只能苦孩子：禁不起「斷崖式」脫貧，全家想辦法繼續當窮人）

就算在公所總清查沒過，還會送到社會局處複審，但對民眾來說，公所承辦人最靠近他們，同時也成為福利被取消時的代罪羔羊。

「你覺得我們審錯，你提申復我們就再審一次。那大部分結果就是一樣啊，我能怎樣？」小辰對這件事似乎已經感覺不到同理，更多的是自我解嘲的無奈。

文欣和小辰的做事風格明顯非常不一樣，但公所承辦人的位置，常態性的面對民眾最直接的情緒、過多的案量，還有民意代表時不時的介入，在在讓這份工作顯得先天不良，又後天失調。在這種情況下，又該如何使制度變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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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社會救助修法特輯：排除窮人的濟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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