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被性侵，長大還可以告嗎？大法官將做決定、首次討論性侵追訴期

25 年前的暑假，年僅 7 歲的微恩（化名）遭親戚數次猥褻。現在的微恩年過 30 歲，直到 3 年前（2021）他鼓起勇氣，下定決心提告。

根據現行《刑法》規定，「加重強制性交」和「加重強制猥褻」的追訴期限皆為 30 年。也就是說，微恩理論上可以在 2029 年前提告，卻因為案件發生在 1999 年，當時刑法尚未修訂，追訴期限僅為 20 年，代表提告期限只到 2019 年 8 月底。

由於本案適用舊法，檢察官依 20 年的追訴時效計算，最終認定已過追訴期限，決定「不起訴」。即使後來提出再議，仍被駁回。

「司法應該給被害人機會正視創傷、爭取公道」

去年（2023），微恩在律師蔡尚謙的協助下，向大法官聲請釋憲，認為原本（2006  年刑法修訂前）的性侵害追訴權時效處分有違憲疑義。經過近 1 年的等待，今年 3 月，憲法法庭宣布受理此案，未來「有可能」召開公開言詞辯論，作出判決。

「這是大法官首次討論妨害性自主案件的追訴期議題。」蔡尚謙說：「跟其他案件相比，性暴力性質特殊，許多受害者即使多年過去，都難以開口。當他們勇於提告，卻因為逾期不起訴⋯⋯我認為大法官應該肯定這些被害人付諸行動的勇氣，打開特殊救濟之窗，給他們一個正視創傷、為自己爭取公道的機會。」

蔡尚謙認為，本案適用舊的追訴時效並不合理，性侵害犯罪不應與一般犯罪同等看待。規定看似公平，卻忽略了性侵對受害者的長期身心影響，特別是兒少和女性在這類案件中的弱勢處境。

曾處理多起性侵案件的蔡尚謙提到，未成年人正處於心智發展、學習建立身體界線的階段，遭遇性暴力時更容易因膽怯不敢求救、難以作出適當的判斷，甚至害怕說出口後不被信任，或當下根本沒有意識到自己受害。

衛福部統計顯示，2023 年性侵被害人共 9413 人，其中 18 歲以下的兒少多達 5155 人。被害兒少中，超過 8 成都是熟人犯案，使開口求助更困難。

2018 年，高雄梁姓體操教練長期性侵學生被揭發，引起社會譁然。監察院的調查報告指出許多發聲的困境：「體育班學生擔心通報後會被退隊或遭同儕排擠」、「在教練的權威和學長姐制度下，學生常不知所措」、「曾有人在高中被猥褻，但怕通報後影響運動成績和升學管道，直到進大學後才通報，卻已承受多年身心壓力」。

蔡尚謙也觀察到：「當受害人進入青春期後，對性有了認知，可能會感到羞愧、驚慌失措、貶低自我，但很快又要面對升學考試的壓力。等考上大學，事情早就過去許久，難道不該享受自己的大學生活嗎？但也聽過一些人，表面上看似沒事，卻持續在做心理諮商。」

「許多受害人一路撐過來，等到踏入社會、努力工作，到了 30 幾歲，當存款和事業都比較穩定，終於準備好面對自己的過去時，司法卻告訴他時間已經超過了。對那些耗費大把時間和精力在面對這些事的人來說，是巨大的傷害。」他無奈道。

時間未必能消解創傷，性侵案特殊性應納入修法考量

蔡尚謙負責的另一個案件，是將近 20 年前受害的品芸（化名）。當時品芸仍是高中生，在超商打工，卻遭副店長強制猥褻並企圖性侵未遂。回憶當時，她不曾想過為自己爭取權益，「16、17 歲的自己還很不成熟，很難想到那麼後面的事，而且還有學業壓力要顧，只想趕快離開那個環境。」

「事發後，我就不太敢跟男性相處。我也不敢去比較陰暗狹窄的地方，對較親密的接觸也會感到排斥。」品芸說。

品芸曾向幾個人傾訴，卻也請對方保密，因為不想讓別人擔心，也不希望事情鬧得太大。離職後，她向超商寄了一封投訴信，卻沒有得到具體的處置。

直到去年，已經定居海外、已有伴侶和子女的品芸，無意間看到一則猥褻建教生的新聞，越讀越覺得熟悉。她仔細查證後，發現竟是同一個加害人，原來對方不僅沒離職，還升職為店長。

「我無法接受，對方應該為他的行為付出代價。」她在 PTT 發文，也在因緣際會下，委託蔡尚謙協助她跨海提告，還尋找其他受害者打算聯合提告，後來真的找到了其他人。「剛開始，我感到不安和擔憂，甚至考慮過不提告，擔心告不成浪費時間和精力。但一想到對方沒悔意，反而讓更多人受害，我就不再考慮撤告了。」

現代婦女基金會性暴力防治組的社工專員葉秋伶則指出，創傷不僅影響心理，容易出現憂鬱或焦慮、人際關係疏離，也會反映在身體上。例如，有些人經常感到疼痛或患病，卻找不出原因；有些人則對自己的陰道和下體失去感覺，無法放鬆，甚至影響到排尿功能。

這些情況往往難以向醫生說明，也未必意識到與過去的性暴力有關。葉秋伶指出，許多受害者需經歷漫長的復原與創傷認識，才能將性創傷與身體狀況連結，否則常誤以為只是身體出了問題，「即便潛意識避開了過去的經歷，創傷仍會尋找出口，最終可能反映在其他層面。」

性暴力導致的傷害，不會隨事件結束而消失。蔡尚謙指出，臺灣已通過多項國際人權公約的「施行法」，將各公約「國內法化」，並有具體落實的義務。如《兩公約》、《兒童權利公約》、《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等，強調締約國應設立適當的法律、司法機制，或調整相關特殊救濟，正視兒少和女性的脆弱處境、保障他們的權益，才能落實真正的平等。

提告是一種選擇，不只為了勝訴

根據統計，近十年來（2014-2023），性侵害案件通報數平均每年約 1 萬件。但這 4 年來（2020-2023），因性侵害犯罪提告者，平均一年僅有 5000 件左右。

實際上，即使順利進入司法管道，過程中仍充滿挑戰。受害者在與警察、檢察官、律師和法官溝通時，為了釐清事件脈絡，往往要反覆回憶、揭露自身傷痛，卻反而造成二度傷害。尤其距離事發越久，蒐證也變得更困難。蔡尚謙直言，通常不會有證據，幾乎也不可能有目擊者。

即使有社工或心理師的紀錄，也未必完全被採信；若找到「傳聞證人」，如當年曾傾聽被害人經歷的親友，雖然有機會成為證據，但時隔已久，證人有記憶模糊或錯亂的風險，證明效力可能減弱，導致有些案件因為證據力不足，無法說服檢察官起訴。

面對漫長而繁瑣的司法，為何有人堅持提告？蔡尚謙認為：「對很多受害者來說，光是讓對方（行為人）被調查和審判，已經是邁出了一大步。我不認為這些調查是浪費司法資源，更重要的是，司法不應將這些人排除在外。」

回顧多年的服務經驗，葉秋伶分享，許多人剛開始都只重視判決結果，認為「告了就要贏」。但過程中，她會幫助他們逐漸轉化對法律的期待與理解。身為社工，雖然無法控制判決結果，卻能夠給予陪伴、承接情緒，幫助釐清接下來的程序與心理準備。

她回憶起一位當事人，由於案件已久，好不容易才找到願意接案的律師。但比起勝訴與否，當事人更想到民事法庭上，利用 15 分鐘的發言時間，當面痛斥加害者。「她想在一個有聽眾、正式的場合告訴對方，年幼的傷害她都記得，這是提告對她的意義。」

「並非當年無人知曉，傷害就不存在。對許多人來說，司法至少提供了一個平臺；對加害者來說，現在提告，也是一種壓力與懲罰。」

即使最終結果不如預期，葉秋伶發現，不少憤怒的當事人最終都能平靜接受結果。「他們都曾努力過，為了當年可能不夠反抗、無法保護自己的自責，多做了一些事情。每個行動本身都具有意義，而很多人是因為這些努力，讓創傷因此減輕。」

品芸也認為，提告並非每個人的必經之路，但對於想提告的人，應該要延長追訴期。因為年紀越小的被害人往往難以理解事情的嚴重性，很多人需要時間才能鼓起勇氣面對。

「如果有人決定不提告或不想說，我認為也沒問題，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舒服的方式，最終還是有可能慢慢度過傷害。當事人除了受傷，還承擔著許多自責，但無論如何，事情會發生都不是他們的錯，別為他人的錯誤懲罰自己。」

刑罰追訴期不足、求償期限更短，復原的支持在哪裡？

致力推動兒少權益的美國非營利組織「CHILD USA」，過去整理了美洲各地對未成年性犯罪的追訴時效規定。蔡尚謙在本案的聲請書中，也引用了相關資料。

例如，在紐約，民事訴訟的追訴期延長至受害人 27 歲為止；佛州針對「利用兒童從事性表演」的犯罪，已完全取消刑事追訴期。此外，在智利和薩爾瓦多，多數性侵和虐待都沒有追訴期限制。

在臺灣，針對性犯罪的刑事追訴期，目前是否足夠？近年來，各黨派立委也都有提出相關想法，包括從成年後開始計算、拿掉追訴期等。蔡尚謙個人傾向完全取消，但認為可以有更多討論。葉秋伶則認為，若能從「知悉被害」的時間點開始計算，會更貼近被害人的處境，但何時才是真正「知悉」、意識到當年是「性侵」？確實也較難分辨。

另一方面，《民法》的求償期限也應受到重視。現行規定，受害人必須在「知悉被侵害後 2 年內」或「行為發生後 10 年內」提起民事訴訟，這個時效比刑法還短，可能因此出現刑事告贏了，卻無法請求民事賠償的窘境。

蔡尚謙強調：「即使受害人在刑事上得到了撫慰和正義，但多年來的痛苦、耗費的時間精力，以及龐大的諮商費和律師費呢？民事賠償的期限短得不可思議，對遭受性侵的人並不公平。」

他舉例，臺北市的諮商費通常每次約 2000 至 3000 元不等；至於律師費，針對被性侵的刑事案件，「7 至 8 萬算是基本收費，有些則會落在 8 至 10 萬」。如果提告一次不起訴，之後再議，或後續的一審、二審，每個階段也都要收費，累積起來很快就超過 20 萬。（註）

蔡尚謙呼籲，希望透過修法延長這類特殊案件的追訴時效。尤其社會在討論性犯罪時，往往只看見加害人的惡行、期待加重嚴刑峻罰，但被害人的照顧和需求，應獲得更多重視。

註：諮商與訴訟補助、創傷復元，可以在哪裡申請？

目前各縣市補助標準不同。以臺北市為例，諮商每次最高補助 1400 元、原則上一年最多補助 15 次；律師費則每案每人最高補助 20 萬；在新竹縣，訴訟費及律師費補助，每案最高則是 10 萬。

葉秋伶表示，各地補助標準和資格限制都有差異，細節有些複雜，若有相關需求，都可以主動詢問社工，或聯絡所在地的家防中心或社會局處。她也提醒，衛福部在全臺補助成立 8 處「性創傷復原中心」，自 2022 年擴展服務對象後，已納入早年遭受性創傷的倖存者，提供輔導、諮商和法律諮詢等協助，是重要的支持管道。

目前，品芸的案件仍在偵辦中。面對有類似經歷的人，她想起一則網友留言，深有感觸：「對方提到高中被性騷擾的經歷，說他當下嚇到不知所措，後來用了一輩子在後悔當時沒有做任何抵抗，也用一輩子來接納自己當時沒有保護好自己⋯⋯我想，這就是每個受害者的心境。」

本案的微恩則表示，如果大法官會舉行言詞辯論、需要親自出席，她會勇敢面對：「也許釋憲結果可能幫助到更多人，我現在的立場已放寬心，得之我幸，不得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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