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可盼／一個社工被起訴之後：那些在體制中為難、在倫理中掙扎的助人工作者

孩子痛苦的死去了，兒盟的社工被起訴。

如此傷痛的悲劇發生，大眾討論體制如何失靈、哪些人應該究責是理所當然的。雖然身處不同領域，但這個起訴讓同為社工的我感到不安和切身相關的是：即使如何盡心竭力和小心翼翼，這樣的悲劇也可能隨時在每一個社工的工作場域發生。

但我還是想整理一下實務工作中，我在體制面臨的為難和倫理掙扎的兩難，不是針對該案的細節和起訴內容討論，而是想談談：這個「過失殺人」的指控，為何對我而言如此逼近。

互信合作的專業關係，助生命度過困境

需要接受社工服務的群體，是生命陷入困境、難以依靠本身的社群網絡和資源渡過此刻困難的人們。案主及他的家庭往往需要不同面向的系統互相合作，例如醫療上的協助、社福提供經濟上的支援、就業服務體系提供的支持、協助彙整資源的個案管理者等，才能夠協助他們在困境中不至覆滅。

雖然案主有需要，但其實沒有什麼法規規定其他的資源系統要與社工合作，以及合作的程度。

我遇過非常用心的其他單位社工，大家一起想辦法、分工合作支持案家，讓案主所需要的各系統服務可以被好好整合，案主也不會在服務過程中被漏接，或因不同工作者給予不同建議而感到困惑。相對的，我也有直接被其他社工當面甩門，不願意繼續合作的經驗。

在某些系統裡，社工的相對權力地位比較低、沒有發言權。例如案主觸犯司法後開庭，有些法官開庭前會詢問社工案主的狀況及建議，也會事先了解案主回到社區後有哪些支持；但我也在庭上遇過希望社工一句話都不要說的法官。

又或是案主住院時，有一些醫院持續和社工保持討論，銜接案主出院後的安排，也有的醫院覺得醫療就是醫療，不需要和社區溝通。

跨單位的合作很困難，且需要經營，當對方拒絕合作或溝通，其實我們沒有置喙的餘地。因為希望為案主銜接好各項服務，和其他單位「維持關係」變成社工很重要的一件事，甚至會為了案主的權益去陪笑臉，只希望長出一點對話的空間。

另一方面，我們對於其他單位內部狀態瞭解得很有限。例如案主送往某個醫院時，我並不知道他會遇到什麼樣的醫療團隊。醫療團隊會比較嚴厲，還是溫柔對待案主？在什麼情況下，醫療團隊會決定把人約束起來和送進保護室？是否願意和案主討論各種狀況？

這些和住院經驗息息相關的事，我其實都不知道；每一次住院後，案主進去會經歷什麼，出院後會覺得是療癒還是很痛苦的經驗，我其實都不確定。

我只能至少信任一個合法且經過評鑑的單位可能有不同的專業觀點，或有一些做法我不盡同意，但相信對方至少保持善意且不會傷害案主，否則我只會寸步難行。我不可能把所有的服務都攬在自己身上，也不可能精通所有面向的服務內容。

由這樣的經驗出發，再從兒盟事件反思。如果我是兒盟的社工，對於擁有合格執照的保母，我的確可能會先採取信任的原則，相信核發給她執照和目前居托中心的督導單位有所把關，不會思考對方是不是刻意要傷害孩童，因此將孩子的意外歸咎於對方身上。

以單位之間的合作而言，即使有所擔心，也會以委婉的方式告知對方的督導處理，避免越權或是決裂，這些都讓我很可能犯下和剴剴案中的社工一樣的錯誤。

我並不認為這樣的工作慣例不需要反思，也不認為沒有發現孩子的異狀沒有責任，我只是非常可以想像，自己也很可能在這個過程中，因為忙碌與信任的慣例，對於體制內的「惡人」其實是很沒有抵抗力：盲目的採取信任，讓體制內存心不良的人，可能傷害已經處於脆弱狀態的服務對象。

如果我們要假設其他體制有惡人，不相信現有的監管機制，而必須親身全面瞭解後才能轉介或合作，那會有實務上的困難。例如，個人的道德操守除非觸犯法律，不然無從知曉，加上對方單位也不須和你方交代，或會拒絕可能的合作。當彼此無法信任，組織間的合作將會寸步難行。

此外，我不清楚兒盟和管理保母的居托中心之間的權力關係，但在我自己的工作經驗裡，如果發現其他工作者有問題，案主還可以投訴；但身為「其他單位」的工作者，我真的沒有管道可以回應，與一個路人能夠做的相差無幾。

這可能也是為什麼我對於「因轉介的單位出狀況，社工在業務發生過失或疏漏」尚可理解，但「轉介社工要背上過失殺人」充滿震驚—— 因為在現有的體制裡，這太容易出現在每一個社工身上。

倫理的兩難：控制，還是陪伴長出新選擇？

我執業過程中，也常碰見另一種倫理掙扎：在各種危機當中，是否要通報或是採取比較強制的行動？

以自傷或自殺為例，當事人處在掙扎著「是否要自我傷害或結束生命」的艱困時刻，願意告訴社工，很可能都表示這個人還在試著求助、他對你有很深的信任，但同時也代表社工有通報的法律責任。

但當事人的意念與行動往往相當浮動，可能因為好好對話緩和下來，但又在幾個小時後升起，也可能要支持一段時間，才能確定這個危機狀態過去了。

是否要進行自殺通報，我也常常很兩難。對於某些案主來說，能夠通報代表危機處理的會議中，會多一個人來關心他、一起討論方法，對他有所幫助；

但對於某些人來說，和他人建立關係和信任感非常困難，尤其在現行體制下，自殺關懷服務短期就會結案，並不適合培養長期的關係，甚至可能打破現有的服務關係與信任。

那麼，我應該優先評估及討論案主此刻比較適合的服務方式，還是為了避免出事後我將面臨法律責任，不管如何先通報再說？

是否啟動強制就醫（簡稱「強送」），也是很掙扎的事。有一些人，在強制住院後身心安頓下來、能夠度過危機的時期，並可以面對生命既有的困難；但也有人在強制住院的過程中，因為被約束、被要求服藥和不能自由離開，出院後反而強化自己被迫害的妄想。

更有病人數十年後還是因為強送而怨恨家人、有些人內化了自己很糟糕的自我形象，更多的是傷害自己的行為⋯⋯ 更別提有的人在強制住院之後，不願意也不再信任原來願意對話的工作者。

我在想，維護生命是社工倫理的第一優先，但當一個人需要傷害自己、處在對自己的暴力和恨惡裡，我們使用另外一個強制力去壓制和控制這個狀態，雖然確保短期的安全，但長期而言，可能會很難長出另一種對待的可能。

支持和陪伴必然會需要大量的人力和心力，以及為了尊重對方，過程的空隙可能產生一些風險，工作者也同時承擔了風險和被究責的可能。因此，工作者會在對方的需要和保護自身中掙扎。

當然，這並不是一個二選一的問題，評估風險的程度並做出不同的回應很重要。當在危急時刻，必須做出強制的決定時，與案主做好足夠的溝通，並鋪排好強送過程，減少通報或強制就醫過程中的傷害等，也都是重要的目標。

然而在這些風聲鶴唳當中，我也越來越感受到，在一些人處於想要傷害自己的痛苦中時，如果我希望用某種陪伴、支持案主，也讓「他能夠對自己溫柔、而不是傷害自己」的選擇長出來時，我也正在承擔陷於法律的風險。

身為凡人的社工

和與正在受苦的人相遇、與其他的社工或專業人員合作，希望可以支持對方（案主）度過難關，是我成為社工所期待的工作樣貌。但在如海嘯的苦難前面，我常常覺得身為社工的我們，力量是如此薄弱。

薄弱在於，我們的工作必須依賴其他人的合作才能展開。合作對象又包括案主和他的家庭、其他專業。因此我們必須小心翼翼的維持對方的「願意」，在願意的範圍中展開一起工作的可能。

薄弱也在於，生活在風險裡的人，他的生活會因著各種大浪而覆滅，社工可以一起面對某些大浪，但也有一些時候，風浪來得猝不及防，而我們束手無策。

我們無法保證努力在練習戒酒、控制情緒的家人，不會因為壓力忽然失控打了人；無法控制社區的青少年不被幫派和物質吸引；無法確認我們轉介的專業工作者，會不會性騷擾或傷害服務對象。

許多研究都顯示，修補家庭功能和關係，會比安置更利於兒童福祉；精神病人在社區生活、復元，會比長期住機構好，當案主能夠為自己做出生活的各種決定，也才能發展他的主體性。

然而，要在社會工作中達成這些，也都意味著更平等的討論必須發生，而非充滿控制的專業關係，同時也伴隨著風險。

我不認為「社工很辛苦、很累，所以不該被究責」，但什麼責任是應該承擔的，而什麼是現有體制的限制，不應該是社工要承擔的，需要被釐清。

就像醫生應該避免醫療疏失，但無法保證病人的身體對治療一定有好的反應，也無法避免死亡可能來臨。社工應該避免傷害案主，在職責範圍內，視對方的需要回應他，我們一起在困難中想辦法，但社工無法保證，在這個世界上悲劇因此不會發生。

我也會很擔心，社工必須變得越來越自我保護，包括拒絕服務風險較高的案主、較常使用強制的措施、花很多時間和力氣完成行政作業和紀錄，而非專注於服務，或決定離開社工領域。

我很喜歡我的工作，過了 10 年，還是很喜歡。這一路走來，並非無可指責，但仍然很感謝，能和其他社區夥伴陪伴辛苦的人們走一段路。

可能至今會有點後怕的慶幸，幸好沒有遇到惡劣的其他工作者、幸好那些願意在風險中給予案主的空間與機會，成為彼此生命的美好記憶而非傷痛。我知道，這些慶幸，可能不過就是機率。

我仍然希望一個盡心的社工，不必成為英雄或烈士，或是在無可掌握之處成為罪人，而是一個平凡的旅伴，和受苦的人一起走一段路。在其中，社工也可能迷惘不知所措、也可能挫敗而不知如何前進，但如果我們彼此願意，能在黑暗中一起慢慢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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