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昀／從一個女同性戀進入精神科說起：沒有性別、文化概念的精神醫療體系

初次踏入精神科，是女同志社群的朋友帶我去的，她比我大上一輪，熟練的跟我分享看精神科的眉眉角角，還提醒我要在藥單被收走前拍下自己的「診斷代碼」，才能知道自己的診斷是什麼。

她說她高中被家人帶去看精神科時，很怕被關進裡頭一輩子出不來，沒想到也沒怎樣就出來了。

這件事我是知道的，1973 年因為國際間一連串的倡議，同性戀診斷從《精神疾病與診斷統計手冊》（DSM-III-R）中剔除了，加上當時陸續推動的「去機構化」運動，因為同性戀身分而被關在精神科的人越來越少了。（註 1）

只是，一直以來，女性進精神科的原因很多，從最早的歇斯底里症，到納粹集中營的黑色倒三角，甚至是中世紀的狩獵女巫，這種事往往是換湯不換藥。（註 2）

註 1：1973 年以前，同性戀被列為精神疾病＆去機構化運動

由美國精神醫學學會出版的《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以下簡稱 DSM）是醫學界用來診斷精神疾病的指導手冊。

1968 年出版的第 2 版 DSM，將同性戀列為精神疾病——「反社會人格障礙 」。

然而在社會變遷下，開始有同性戀者組成團體為同性戀人權發聲；也有心理學家發起相關研究，證實同性性傾向是多元性形式的一種，逐漸讓社會轉變對同性戀的不理解，以「人」而非「病人」角度來認識同性戀。

因此到了 1973 年，美國精神醫學學會透過投票表決的方式，確定將同性戀在 DSM 中被定義為精神疾病的分類去除。

1960 年代起，歐美「去機構化運動」主張關閉大型精神療養機構，讓精神病人出院、回到家庭生活，並能在社區中接受門診醫療等照護。1970 年代，聯邦政府宣佈陸續關閉精神療養院後，許多同性戀者因此獲得釋放。

（參考資料：美國精神醫學會在 1973 年將同性戀去病化的來龍去脈／作者：顏正芳、徐志雲、精神醫學史／作者：王文基）

註 2：歇斯底里症、納粹集中營的黑色倒三角，以及中世紀獵巫

「歇斯底里症」（hysteria），是 19 世紀末佛洛依德發表相關學說前，西方世界 2000 多年來用以指稱女性出現精神病的現象，包含情緒激動、胡言亂語、人格解離、身體異形症、癲癇等多個現代分屬不同診斷的疾病。

歇斯底里一詞源於希臘文中的子宮（hystera），因為當時認為只有女性會有精神病，而病因來自於女性體內「不安分的子宮」。（參考資料：哀傷的子宮）

「納粹集中營的黑色倒三角」則是納粹在集中營中，為區別不同身分的人，所設計特定顏色和形狀的臂章之一。當時將「反社會人士」別上此臂章，而被認定為反社會者包括身心障礙者、流浪者、不守社會秩序者，以及反社會女性（如女同性戀者、從事性工作、避孕婦女等）。（參考資料：說到納粹，你不能不知道的「黑色三角形」）

而 15 世紀中開始，歐洲民間各地掀起「獵巫運動」，許多無辜女性被指涉與魔鬼訂定契約，使用巫術迷惑或傷害他人，因而被嚴刑逼供、慘遭處決。

到了 17 世紀，因貧富差距加劇、戰亂頻仍、經濟衰退，執政者為緩解緊張的局勢，便指控某些群體施加巫術，以正義之姿懲罰特定群體，手段包括絞刑處決、綁在火柱上活活燒死，而這些群體，大多是權力弱勢的女性。（參考資料：獵巫熱：有罪的究竟是誰？）

這些都是以男性視角所主導的社會歷史中，由於對於女性的不理解、以病人的角度理解非典型女性，且錯誤的將許多女性所遭遇的痛苦（例如面對社會的壓迫與不公）所表現出的身心反應，簡化的歸結為精神疾病的例子。

但還好，我雖是生理女性，但我對女性身分沒有太多認同，我沒有認為自己是女性，也不太清楚身為一個女性是什麼感覺。如果不是學校（自殺）通報後對我進行的一系列勸說，我甚至不覺自己有任何問題。

學校的每一個人都跟我說，「自殘」是很嚴重的事，但我總覺得自殘是我解決問題的方法，我好像沒條件有更好的選擇，也沒有條件離開貧窮和暴力的環境。雖然學校心理師總希望我多說些什麼，但我也不知道有什麼好說。

我的困境很真實，也不是說說話可以解決。心理師要預約，一週最多見一次，但人的情緒與事件會發生在時時刻刻，固定的時間不可能對上變化的人生，用自殘避免發生更糟的事，是我一路以來的方法，心理師也沒有提供我更有效的方法。

其實我學心理治療時，也以為個案會有很多話要對我說，但輪到我是個案時，發現完全不是這麼回事。我可以好好聽人說，但我完全不知道與人傾訴是怎麼回事。我並沒有不信任對方，只是對我自己無話可說。

自殘是讓我忘記痛苦、好讓生活繼續的方法，諮商時要我琢磨那些事，我也拼湊不回來，想不到關聯在哪。人生一定要很有意義或是能有流暢的敘事嗎？我不知道，我當時只知道要努力活下去，然後不要麻煩別人、對別人亂發神經。

結果同樣的事也在精神科診間發生，只是時間更短了些，5 分鐘的初診，我條列交代最近的事件和個人資訊，醫生沒說什麼，只說下次看診不要掛他，他不看這個病。然後開藥叫我離開。

我如朋友所說，拍下了診斷碼——「311」，回去查發現它指的是「精神官能性憂鬱」，內容看起來像是個無病呻吟的少女，這使我難以接受。

後來我才發現，我的自殘行為在看醫生後反而越演越烈，是因為我想掙脫這種不合身的診斷，也想證明自己的痛苦是真的，擺脫這種被輕視的感覺。但即使換了同院的其他醫生，他開很多顆躁鬱和抗精神病藥物給我，到後來要求我住院時，我的診斷還是那個可惡的精神官能性憂鬱。

我記得在那家醫院的最後一次回診，我的醫生對我大罵：「你這個是邊緣性人格（疾患），你不會好，你會毀滅自己的！」

我內心很震驚，除了我認為我真的不像（邊緣性人格）之外，我每次回診講不超過 3 句話，醫生是怎麼判斷的？連測驗都沒做。

若干年後，我問心理師同學，才得知自殘、年輕女性容易被認為是邊緣性人格，如果從事性產業，或私生活豐富的女性，也很容易被這樣認為。

我不知道這個充滿歧視性的診斷是怎麼回事，難道男性為主的精神科醫師都是這樣在想女性？但我的確很生氣，因為我根本不認同自己是女性。

 如果專業人員恐同，誰敢求助？

大學時，我的司法心理學教授曾經說到，他當時鑑定「女同志兇殺案」的內容。他談起的不是社會處境，而是對方如何家庭失和，導致心理變態成為女同志，最後導致殺了人。那是我第一次瞭解到，法律與專家不站在同性戀這邊。

某次，我被我爸綁去宜蘭某個百大名醫的精神科診所也是，當我說明到一半，醫生憤怒的問我「怎麼認為」自己是同性戀的？當時我感覺有異，回家上網查，才發現他是教會的執事，感覺下一步就要送我去「走出埃及」治療性傾向了。

2023 年，護家盟買下各大報廣告，上街反同，並把街上同性戀團團圍住並汙辱時，我看到臉書上的同學與老師紛紛拍照打卡。後來我也才知道，精神醫學與心理學界，大部分人都是基督宗教的成員，因為教義問題，他們多少潛藏對多元性別的歧視。

這些歧視，會內化在言語的細節裡，不是顯而易見的抨擊，而是一步步如電影煤氣燈一樣（註 3），使你（受歧視者）對自己產生懷疑。

註 3：煤氣燈效應

煤氣燈效應（Gaslighting）是一種心理控制的手段。「美國學術和教育之父」諾亞・韋伯斯特（Noah Webster）編纂的《韋氏詞典》將煤氣燈效應定義為：「對一個人的心理操縱，通常持續很長一段時間，導致受害者質疑自己的想法、現實和記憶。」（參考資料：如何觀察自己是否正遭受「煤氣燈效應」的心理操縱？）

自從我的大學教變態心理學的教授用專家身分公開反同言論後，我對心理學和精神醫療體系產生了極大的懷疑，我一方面聽著臺上老師教導如何幫助受苦的人，一方面卻明白，他們不打算善待有著不同經驗的人。

我想這種恐懼在同志基督徒身上更顯著，很多人結束了自己的生命，或是有著程度不同的傷。

雖然當時氛圍很嚇人，但對比許多前輩的過去，又好上許多，很謝謝這些前輩為我們爭取的路，使我這代的女同志不必被家裡揍、趕出門或是在路上被騷擾恐嚇，說你不夠男人、要脫你褲子檢查。

只是進步發生得並不均勻，有著城鄉或是階級的差異，或者你成為精神病人時，同時要面對的是非常傳統的二元性別想像，從病服的花色到復健分配的活動類型，都會深深感受到「活出自己」的資本少得可憐，性別認同或性傾向的多元性自然輕易被犧牲掉。

知道被愛的感覺，才知道自己值得珍惜

不知道現在有沒有好一點了，但過去的性少數，生命必然帶有不同程度的傷。我們只是學會用坎普美學（Camp），將傷拋出成熱辣美麗，但內心最渴望的往往是被愛、被呵護，有著平凡簡單的生活，可以不用對任何人宣示自己的存在，也可以不受傷害。

因為這樣的背景，女同志社群相愛相殺的事件許多，女同志發瘋率高到性少數社群內幾乎見怪不怪。

有時，我聽到朋友分享她的前女友割腕自殺、向我朋友哭著想要挽回，感傷擔心之餘還會聽到她有些感動的說，可是她真的好愛我。有人說這樣痛並快樂著的關係不健康，但不否認這樣很美且深刻。

我覺得性少數社群有趣的地方，就是對這些激烈產生了新的審美。

我總覺得性少數社群都在用不同方式，活出不同於主流父權社會的樣貌，我熟悉的女同志社群總是嚴肅正經，男同志社群則多有趣且奔放，其他更多不同社群，甚至為了對抗主流同性戀社群，修正出不同文化內容。

但這一切進入精神醫療，都被凝視成瘋狂的樣子。我不否認痛苦存在，身為非主流的群體，痛苦必然存在。只是人好不容易創造了一個可以說自己的語言，逃過主流社會不合格的部分，到需要幫助的時候，又被同一套造成自己痛苦的系統評價與凝視，真令人有種無法遁逃的感覺。

文化差異需要千言萬語去理解與聆聽，但在治療的框架下，總是如何控制與監測行為，我還沒有說明我一路走來的成因，對方就忙著解決他認為的問題。

我很想說，身為一個胖子，我每天被灌輸厭惡自己身體的內容，不愛身體的人，要怎麼認為砍自己一刀是很嚴重的問題？我要先被好好愛過，才會知道被愛的感覺，才知道自己可以被珍惜。

但我周邊的人都被社會排擠，都在用自己的方法生存。我們可以理解彼此的缺乏，也欣賞和尊重彼此發展出來的方法，因為我們偏離正常值很遠，所有方法都要自己找。

這些勇敢與努力不會被看到，我們的診斷系統總設定眼前是個資源富足的人，有條件表達合宜的情緒，無論他的特質為何，文化圈與階級需求為何。我同意人都要為自己負責，但那不代表必須成為一個不會犯錯的人，或只能追逐著別人的認同。

人要去想去的地方，為了所愛的人修正改變，而不是為了不接受自己的人，勉強削足適履。

無分性別，都在承受社會標準帶來的痛苦

我不想一直說精神醫療的壞話，因為精神醫療不是傷我最深的地方，只是層層疊疊的傷口，將我送到這裡，最後一起引爆。

我曾擔任過治療人的那端，深知面對一個未知的人有多難，偏偏來到眼前的人都有極為複雜的過去，很多時候他罵著的是過去傷害他的人，而不是我；他恐懼的是過去發生的事，而不是這裡。但要剝除這些累積十年數十年的經歷，未必能在這些限縮的條件下做好。

我常常想，如果還沒法全然阻止這些事發生，那是否可以多做一些，而不是把所有責任都打包給精神醫療處理，那自然是無法處理。

過往我有很多遭遇暴力的經驗，因此遇到有人大聲起來，就需要忍下殺死對方的身體衝動。我需要分辨現在不是過去，對方的冒犯也不至如此嚴重。想到那些疊加的憤怒，是我的不是他的，因此我該想想合理的回應方法，不要失了分寸。

這一切根本不容易，尤其這幾年我在外表上，幾乎都被路人認為是男性、稱為先生，更容易遭受挑釁或謾罵，讓我越發難以控制用暴力回擊的欲望。

我覺得男性角色在社會中有強烈的階級階序，與女性遭受的騷擾與汙辱方式不同，更多的是明目張膽的肢體暴力，而除非你展現權威，包含武力，否則難以維持人身的完整性。

憤怒與悲傷往往說的是同一件事情，但是女性的用悲傷比較有效果，男性總是表現憤怒才會有用，但在憤怒與悲傷下面，深藏的都是受到壓迫的委屈經驗。

這個社會要求我們用固定方式表達，包含教會我們暴力，然後任憑這些暴力繼續。精神科雖然高度監控人的暴力行為，卻強烈忽視男性以憤怒和工作表達傷痛的表現，這包含為了在現代邁向成功，而高度內化父權邏輯的女性。

也因為精神科診斷極度強調人的「功能」，常使具男性特質的人感覺受到喪失功能的否定。但說到底，仍然是這個社會對人有許多的要求和限制，最後成為一套判斷正常的標準，反過來使不合標準的人痛苦。

我始終不認為該在這個標準上周旋，如果人只有一種標準，就無法迎來多元帶來的不同可能性。痛苦要處理，醫療可以幫上忙，但更需要修正社會文化和減低暴力壓迫的問題。畢竟我更期待沒有人需要痛苦到發瘋，而不是迫使人發瘋後才去想怎麼治療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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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李昀【航向樹冠層】：
1. 李昀／學習原本是件快樂的事：青年求學到中年職訓，如果我們的熱情能被守護
2. 李昀／復原在說什麼：不是「治好」，而是可以決定自己的人生方向

延伸李昀【遺失名字的人】：
1. 李昀／沒有人想生著痛苦的病
2. 李昀／得先是個好病人，才能換得好對待
3. 李昀／向外交手的過程，醫療總是在那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