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婉諭/憂鬱殞落的下一代:我們如何一起學會自助、助人與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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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有鑑於立委王婉諭與其團隊長期深入、多面、即時的社政討論,Right Plus 合作開啟王婉諭專欄,收錄、匯集、編整其相關產出,避免有價值的論述散落在社群媒體的片斷之間。

本專欄目的僅在於公益專業與社政領域的累積傳承,不具政黨推廣功能、不做政治響應,內容亦不代表本站立場。

近幾年,臺灣校園發生不少學生自殺事件。攤開衛服部的「自殺死亡及自殺通報統計」,確實看見臺灣近幾年 24 歲以下的兒少自殺人數持續攀升:

14 歲以下兒童

• 每年自殺死亡人數:4 人(106 年)上升至 14 人(110 年)
• 每年自殺通報人次:408 人次(106 年)上升至 2742 人次(110 年)

15-24 歲青少年

• 每年自殺死亡人數:193 人(106 年)上升至 247 人(110 年)
• 每年自殺通報人次:4905 人次(106 年)上升至 12316 人次(110 年)

再翻開死因統計,自殺已成為 14 歲以下兒童死亡原因第 6 名、15-24 歲青少年死亡原因的第 2 名;2020 年青少年健康行為調查報告更顯示,國中學生和高中職學生,都分別有 1/4 的人,在過去 12 個月內「曾經認真的考慮自殺」

自殺是相當複雜的議題,可能是由多重因素造成。從實務經驗來看,包括感情、家庭、校園生活、人際關係、霸凌、罹患憂鬱症等,都可能導致兒少萌生自殺意圖。而當這些兒少們面對這些困難時,有誰可以成為接住他們的對象?

我認為,此時應回頭檢視兒少身處的家庭、校園環境到衛政系統,檢討我們是否有辦法共同守護兒少的心理健康?在兒少走到自殺這一步之前,有哪些地方必須著手改善?

迫切需要親職教育與家庭支持

首先在家庭層面,第一線輔導兒少自殺議題的工作者反映,這些兒少的家長或主要照顧者,往往存在親職教育的困境。

例如,習以灌輸孩子「成功主義」價值的家長,可能讓孩子難以感受到愛;或是婚姻關係出現變化的家長,可能不免的讓孩子受到雙方情緒拉扯的影響;或因為家長的社經地位等結構性因素,對孩子的教養和互動有負面影響。

又或者是,對於孩子情感教育、情感支持不足。舉例來說,經常在孩子有情緒、不滿或委屈時,譴責孩子,或者教育孩子:「自己忍著,過一下就好了」,可能導致孩子愈來愈壓抑自己的情緒。久而久之,孩子面對情緒無法被同理、遇到困難時不懂得如何求救,憾事就可能會發生。

求學階段的孩子,往往也正面臨身心靈劇烈的變化。但由於社會缺乏對於精神衛生、心理健康的認識,即便孩子能覺察到自己狀況,卻可能因家長對疾病的不認識,而不容易理解孩子的困境,也對於求助諮商或身心科資源有所顧慮和誤解。

由此可見,面對兒少階段的孩子,許多家長會有親職教育知能的需求,特別是在「協助孩子情緒管理或調適的方法」、「協助孩子調適壓力及建立自信的方法」這 2 個面向。

對此,臺灣目前雖然有根據《家庭教育法》,透過各縣市的「家庭教育中心」來提供親職教育服務、增進家長或監護人了解應盡的職責,以及教養子女的知能。

但是中心的專業服務人力長期不足,個別化的親職教育諮詢服務,也大多仰賴志工來執行。甚至,一般人幾乎鮮少知道這個單位的存在。

許多輔導人員反映,目前中心的專業人力、知能素養,以及和校園、衛政單位的橫向連結,都令人堪憂。中心舉辦的講座和課程,也多屬於單向式的聽講授課,較難發揮功能。

我認為,教育部有必要釐清家庭教育中心的定位和服務,並提出具體的精進作為,真正發揮親職教育的功能。

專輔人力困境遲未解決

除了家庭,校園是另一個兒少生活的重要場域。

教育部雖在各級校園推動「校園學生自我傷害三級預防工作計畫」,有「專業輔導人員」(專輔員)(註)在校園提供學生諮商和輔導資源。然而,輔導人力明顯不足

以大專院校來說,目前依法為 1200 個學生須配置 1 名專業輔導人員。但是隨著心理困擾與求助意識的增加、自殺通報人次的增加,專輔人員服務的學生人數大幅上升,學生平均要等待 1 個月,才排得到諮商。

根據監察院調查報告,2018-2019 年學生自殺身亡個案中,有近 7 成未曾接觸校內輔導資源,顯示學校輔導資源和學生需求之間的落差。

我認為法定的專輔人力配置標準應該定時檢討,其實在《學生輔導法》就明定了每 5 年必須檢討一次。對此,我在 10 月初時要求教育部長潘文忠針對這部份檢討,他也承諾將在年底前提出草案,讓人力配置讓更貼近實際需求。

此外,學校專輔人員負責的個案大多是高危機個案,需要個別的諮商服務,往往很需要輔導員花時間建立信賴關係,透過長期穩定的輔導,給予更深入的協助和陪伴。

然而,目前學校專輔人員都是一年一聘的約聘人員、專業薪資待遇不足、還要從事無關輔導諮商專業的行政業務。

綜合這些因素,使得專輔人員難以久任,流動率也很高。以致影響輔導效能、學生接受輔導的成效,更難以提供高危機學生個案個別的諮商服務。

對此,我要求教育部應檢視問題並提出因應措施,解決目前專輔人力的問題。如此,校園輔導體系才能真正接住需要傾聽、陪伴的孩子。

註:專輔人員是指具有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師或社會工作師證書,由主管機關或學校依法進用,從事學生輔導工作者。(參考資料:《學生輔導法》第 3 條

專業輔導知能與應援不足

此外,由於學生的心理健康議題越來越複雜,專任於學校的「輔導老師」工作困難程度也變高,包括如何及時覺察孩子的狀況、和孩子晤談的專業、和家長溝通的技巧等,都是相當大的挑戰。

然而,以國小輔導老師來說,各師培院校規劃共 26 學分的輔導專長加註課程中,沒有包括兒童青少年精神疾病的介紹,也並未要求每年繼續教育修習的時數。

雖然《學生輔導法》中有規定輔導老師每年須接受 18 小時的在職進修課程,但是關於課程內容、時數規範和訓練方式,卻相當模糊寬鬆,缺乏審慎嚴謹的規劃。

此外,包括學校其他行政人員、各科教師,也都需要對輔導專長有所理解、在輔導學生的工作上有整體的協力和交流,讓輔導老師獲得足夠支持,也才更能充實和精進輔導專業。

對此,我認為教育部應會同衛福部,訂定相關辦法建立完善的教育進修制度,包含時數、課程內容、訓練方式和實作規劃,提升校園輔導專業的知能。

青少年憂鬱:學著自助、助人與求助

此外,離開校園後,失學且失業的「雙失」年輕世代,也面臨相當高的心理健康風險。根據統計,每年休學的高中職生有近 2 萬人,大學生更是高達 8 萬人。

這些青年若是遇到心理健康問題,家庭、整體社會和醫療系統,能否承接住他們,令人擔憂。因為他們不但無法再使用學校系統的心理諮商資源,因為自身的經濟狀況,往往也難以負擔一般心理諮商的費用。

對此,我認為教育部和衛福部應積極研擬因應措施,協助離校後的年輕世代,仍有適當的管道可以獲得即時的諮商和治療。

其他的現況問題還有,仍有許多兒少在陷入情緒問題時,會擔心身邊的人沒辦法接受這樣的自己,或因為害怕被貼上負面標籤,而難以自助和求助;並且在還沒有得到相應的資源或陪伴前,就選擇以自殺為自己的生命畫下句點。

示意圖/曾 成訓 @ flickr, CC BY 2.0

我希望我們能做的包括,更重視前端預防:例如,在教育方面,讓國民對心理健康和精神衛生基本的、正確的認識,並且培養及早辨識和求助的敏銳度;

再來是,社會環境必須續配置足夠的資源:例如,結合家庭教育、學校輔導,以及衛政單位的資源和橫向連結。才有機會協助兒少的心理健康。

去年,在世界自殺防治日的記者會上,長庚醫院精神科醫師,同時也是臺灣憂鬱症防治協會理事長張家銘,也統整分享了校園自殺防治的 3 個面向:「自助、助人、求助」──

  1. 自助:提供足夠的知識讓學生擁有自我覺察能力,包括認識自己的身心理狀況、分辨哪些情形可能有異狀、是否已超出自我調適的範圍。
  2. 助人:青少年遇到問題時,第一時間大多不是和專業人員求助,而是可以信任的同儕和好友。因此身為同儕的每一個人,學習如何支持、傾聽和陪伴,也是非常重要的課題。
  3. 求助:學校應暢通求助管道,建立穩定的專輔資源和人力,提供友善的輔導資源。

我希望大家都能一起關心青少年的自殺防治,共同守護兒少心理健康,接住每一個需要支持的孩子。同時,我也會持續監督,讓跨部會的協力機制能夠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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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於 2021.2.43.173.314.109.10、2022.10.411.16 刊於王婉諭粉專,Right Plus 獲授權編整刊登。


首圖為示意圖/Sunline Liu @ flickr, CC BY-NC-ND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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