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棋銘／時隔５年，障權向前了嗎？３大省思檢視臺灣 CRPD 成績單
撰文／莊棋銘 台灣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聯盟祕書長、台北市新活力自立生活協會宣廣組長
受新冠肺炎疫情（COVID-19）影響，原定在 2021 年舉行的「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 2 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順延至今年 8 月初，由來自 5 國的 5 位國際人權專家組成審查委員會，展開為期 3 天的國際審查。
然而，從上一次 2017 年的國際審查會議起算，這 5 年來，在身心障礙權益方面的落實，臺灣更進步了嗎？顯然是非常有限的。我將以參與 CRPD 國際審查的經驗，列舉 3 項事例，說明臺灣落實 CRPD 的未盡之處。
1. 慈善救助與醫療觀點當道，嚴重低估需求
首先，是對於「身心障礙者」的定義。2017 年，CRPD 國際審查結束後，由國際人權專家組成的審查委員會提出「初次國家報告結論性意見」，裡面提到，臺灣判定身心障礙者的方式，是根據國際衛生組織（WHO）的「國際健康功能與身心障礙分類系統」（ICF）。
在 ICF 的架構中，包括「身體功能與結構」和「活動參與及環境面向」2 大層面，後者意味著障礙認定需考量「外在環境」對障礙程度的影響，以及障礙者參與社會活動的需求，也就是將身心障礙的討論從慈善（依賴救助）與醫療（身體損傷）模式，轉向到社會模式（外在環境讓人無法平等參與社會）。
然而，臺灣雖然在 2012 年便改採 ICF 認定，卻僅聚焦於第 1 層面的「個人先天」或「醫學缺損」所產生的各種案例，忽略了第 2 層面，也就是「環境因素」造成的阻礙。國際委員明確指出，當前政府對於構成身心障礙的環境因素，缺乏完整的調查與認識。
根據 WHO 的研究，全球身心障礙者約占總人口數的 15%，但在臺灣，「法定的」身心障礙者，也就是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者，僅有 5.1%，和國際上的普遍狀況存在落差。
更別說，民間團體長年倡議的「單耳重度失聰」、「單眼失明」等狀況，本應正視其生活上的影響、納入身心障礙證明，政府卻充耳不聞，「學習障礙」、「情緒障礙」等障礙特質較為「隱性」的身心障礙者就更容易被忽略了。
若國家無法精準描述障礙人口的基數，將難以建立跨部會的支持系統，實踐 CRPD 的精神與目標。因此，改變目前偏重「慈善救助與生物醫學觀點」的身心障礙鑑定體系，朝向身心障礙「需求」證明的方向，認同身心障礙者是擁有權利的主體，以「支持」觀點代替「功能缺失」的思維，才是應邁進的方向。
2. 就業困難且限制多、服務用不到
自 80 年代後，臺灣傳統大家庭社會式微，以往多由父母、手足等家人照顧的身心障礙者，很難再盼望至親家人承擔「長期照顧」的責任，近年也發生多起「照顧殺人」的人間悲劇，不堪長期照顧負荷與壓力的照顧者，選擇結束被照顧者（與自己）的生命。
這樣的現象，國家理應積極介入。可惜的是，政府錯誤將「身心障礙者」的多元需求與「退休年長者」的長照觀點綑綁在一起。
現行的長照政策，將身心障礙者也納入服務對象，然而長照政策是因應高齡化社會而建置，以「照顧」與「醫療為重」的思維出發，忽略了不同年齡層的身心障礙者有就學進修、就業升遷、人際網絡、社區融合、社會參與等多元需求，以致於服務與資源皆不到位，和 CRPD 強調的「支持」精神也背道而馳。
本次 CRPD 國際審查委員也特別強調，臺灣的身心障礙者缺乏足夠的就業管道，且容易被限定在特定的工作類型，平均薪資還僅有一般社會人士的 7 成，加上各種社會服務、輪椅輔具等都需要負擔「自付額」才能使用，使得身心障礙者更容易落入貧窮線以下。
更別說，各項法定服務往往只有「具中低收入資格者」才能全額補助，造成大部分的身心障礙者負擔不起，這些理應開放給所有需求者的法定服務，往往看得到，卻吃不到。
政府應積極調查國內身心障礙者的貧窮問題，給予適當的經濟補助，補助也不應以現行的「家戶所得」為資格標準（計算整體家戶所得來判斷個人是否有經濟需求），而應以「個人所得」來計算、衡量需求，才能貼近真實樣態。
由此，才有機會建構合理的身心障礙支持體系，杜絕一再發生的「照顧悲劇」。也只有「可及」且「充足」的資源投入社區支持系統，CRPD 強調的「社區融合」才不至於淪為空談。
3. 「障礙者參與」代表性不足，流於形式
今年 6/30 ，行政院通過「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部分修法草案，其中增訂第 10 條要提高身心障礙者代表組成的比例，規範「各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小組」中，由身心障礙者擔任委員的比例不能少於 1/4，跟民間期望的「至少 1/2 以上為身心障礙者」有所落差。
且如果要符合 CRPD 精神，彰顯多元身心障礙者的「代表性」，那麼各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推動小組的障別組成應要「多元」，且具有「人權意識」，言論也不得違反 CRPD。
此外，公部門會議最常為人詬病的是，政府邀請「障礙團體」代表參與，只是為了「諮詢」意見，在「共識決」、「表決」等結論產出的過程卻沒有讓障礙團體參與，違反程序正義。政府時常對外宣稱「已經有請障礙者參與」，但參與者跟團體代表其實未必「同意」政府會議的結論與後續的行政措施。
這樣的「參與」形同流於形式，對身心障礙者而言，更像是沒經過同意的「背書」，長此以往，民間團體跟政府之間也將無法互信、互助、合作。
障權即人權，落實 CRPD 是社會進步的力量
最後，這次的國際審查會議於 8/6 結束後，審查委員針對臺灣身心障礙人權議題，發表了 118 條結論性意見，衛福部也舉辦了發布記者會。
當日，在場政府官員人手一份結論性意見中文翻譯初稿，同樣參與事前準備與審查會議的民間團體，以及記者們卻苦無中文資料，難以於現場發問。
經民間團體表達後，衛福部才在最後關頭將文件以 E-mail 寄送給民間團體。主管機關對於參與審查的必備書面資料竟如此怠慢！試問我們如何期待未來 4 年、下一次國際審查前，政府能夠積極落實 CRPD，交出進步的成績單？
另外，本次國際審查中，5 位委員一致建議我國政府應搭配完整的數據監測與分析，從臺灣社會脈絡中發展出一套「身心障礙策略和行動計畫」，支持身心障礙者融入社區，避免遭受歧視，同時保障就學、就業、就醫、食、衣、住、行、娛樂、政治公民參與等權益。
我們深信「障權即人權」，每個人的生命過程中，都可能因疾病、老化、意外等因素面臨身心障礙的狀態，臺灣將在 2025 年成為「超高齡」社會（65 歲以上人口達 20%）。保障身心障礙者的權益，就是保障每位國民的權益，落實 CRPD 更是一股促使社會進步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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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圖／作者於 CRPD 第 2 次國家審查會議中發言；莊棋銘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