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昀／向外交手的過程，醫療總是在那裡

編按：Right Plus 多多益善期許自己的存在能有３種意義：堅守媒體價值、累積產業知識、擴大經驗者的聲音。其中，經驗者的聲音幾乎是最具挑戰的。

那些平時被定義為「弱勢」的經驗者或倖存者，在各種邊緣甚至受壓迫的場域中，早已習慣了安靜退縮，即使勇敢開口，也難以翻越眾聲嘈雜。而對多多來說，則近乎一種類社工的陪伴，比一般作者更需要理解、需要接近，必要時甚至毀棄重生，讓書寫一次次歸零。

這次由精神失序者李昀開啟的【遺失名字的人】，從瘋狂者的角度梳理自己與生命交手的過程。我們祈願文字的力量能在這裡一次次拉近彼此、成為包容歧異的起點。

從接觸醫院的第一天起，住院就成為某種吸引人好奇，卻同時令人害怕的事情。我曾被第一個醫院的醫師威脅要送住院，但他最後卻沒這麼做。如此，竟使我感到有些悵然若失。原來自己的痛苦還不到住院的等級，原來我只是無病呻吟。

醫院很像闖關遊戲，門診、急診、住診，有太多可以體驗，彷彿資歷越多的人，他的痛苦就越合理。其他的宣稱，或是參加任何團體，都無法獲取這樣被認可的能力。

哪裡可以容身？只有醫院全年無休歡迎我

第一次住院，是大學系主任帶我去的，當時我連續幾天自殘上百刀，她問我要不要去住院，我說，這樣子也無法回家呢，然後就跟她一起搭車前去了。

在家裡，我沒有自己的房間與隱私空間，廁所也不能鎖，所以連發瘋的場域都沒有。雖然當時還有大學這個可以前往的空間，但並沒有屬於我的位置。

要到哪裡去？哪裡可以容身？想來想去只剩下醫院，只有醫院全年無休的歡迎著我。

雖然當時憂鬱且無法講話，但我仍理智的用簡訊取消未來幾週忙碌的活動，包含和朋友 Y 合開的《割腕的誘惑》讀書會。我收到 Y 即刻回的簡訊，她問我在哪個醫院，說要來找我。後來我一路急診到 11 點多，系主任才被師丈載走，然後 Y 就在我關的保護室安靜看書、陪我整夜，直到針劑使我睡著。

隔天早上，我被推去檢查，其實我可以自己下來走，但醫院不准。所以我只好尷尬的讓早上出現的父親跟 Y 來推床。照心電圖的時候，對方拉開我的上衣，並不顧父親跟 Y 還在旁邊，我的裸體就這樣被看光，似乎醫院對於隱私一事並不在意，我的身體從這裡開始變成公共的場域。

之後，我被送入有雙層隔門的病房，沒收了許多違禁品，如塑膠袋、鞋帶、牙線棒、咖啡因飲料等瑣碎雜物，這些都被禁止攜帶，原因是可用來自殺和方便管理。

病房四處都是監視器，浴室是共用的，每間房也有許多病人，各有各的狀況。在溼冷及鐵窗釘死的精神病院中，大多數的時間都在「等待」，等待熱水開的時間、等醫師偶爾來的那幾分鐘、等出院的日子。

每天的日子都無聊到我甚至願意參加用乓乓球投水桶、填字比賽等空虛活動，然後用參加活動 10 次集滿的點數，換一包衛生紙。

但也許正是這種無聊的空間，能使同住的病友悶到願意互相聊天。那次我大概住到第 3 天，就有隔壁房間的人來找我聊天。她問我為何進來，我舉起手上的傷疤，然後她也拉開蓋住手腕傷痕的外套，笑著聳了聳肩。

有些事如此五味雜陳，但是經歷過的人，就是不需多說也能理解。

在醫院被剝奪自由，好過在外面被歧視、沒工作

在醫院，是我第一次長時間不住在家裡，而有自己的床位與空間。雖然是團體生活，但至少我可以躲在床上保全自己。

大學的時候，父親監控我填志願，他要我把北部以外的學校刪除，大吼著不讓我填寫我想要去讀的公立大學，即便他並沒有負擔我任何學費。

後來低填的私立大學，除了使我負債之外，從家中通勤至學校還需花費近 4 小時的時間。大一下我受不了想用假日打工的薪水去申請宿舍，但未滿 20 歲的我，無論如何哀求或是對罵，都無法獲得監護人的簽名。後來我放棄了，放棄掙脫，放棄改善被通勤塞滿而與同學疏離的大學生活。

醫院的本質是暴力沒錯，例如我因為各種原因幾乎 2 天進一次上鎖的單人保護室，四肢被捆綁在床，且要接受打針。但比起急診室的訕笑與粗暴，至少精神科的人不那麼惡意，也至少不會人身攻擊。

所以我很快就適應了住院生活，這裡使無路可去的我有了歸宿，這往往在我出院後的一些懦弱時刻會呼喚著我。醫院不會拒絕精神病人，反而是鼓勵病人認真治療。於是這裡就是烏托邦了，不會有人阻止我吃藥或用一堆民俗療法，不會有人拒認我發瘋的事實，也不需要面對社會的困難。

對我來說，機構剝奪自由是事實，但有同儕談話、相對好的照顧，與屬於自己的小空間，至少對我來說是好的。因為這樣的條件比我家裡好太多了，在家我只能被監視與軟禁，可這裡有恆溫空調使我不再受季節之苦，也歡迎我的瘋狂，雖然會遇到暴力對待而感到委屈，但都比外頭的無來由的惡意好上許多。

所以當人們討論障礙者回歸社區時，我都不知道社區的吸引力在哪裡？被歧視、沒工作、連住的地方都沒有，那人要怎麼活？

始終有生存焦慮的我，經由病友告知，才知道我是可以辦身心障礙證明減免住院費用的，可是我的主治醫師從未提到。於是我只好硬著頭皮去問主治醫師，他才勉強遞出申請。而順利拿到證明後，我懸一輩子的心才真的安穩下來。因為我知道，當我再度失能或是破產時，至少我可以去慢性療養院住，而不會露宿街頭。

即便住院有諸多好處，傷害也是大的。第一次住院後，我甚至忘了怎麼搭公車，整個人的節奏與外界產生了不和諧感。

在醫院一切按表操課，不用思考或是安排，腦子也漸漸變得平板。但是一回到節奏快速的城市裡，像是行走在人多的捷運站，那種步伐的節奏、手機打字的靈活度、呼吸外界空氣的氣味等種種細節，都會提醒著我，自己是一個正在適應社會的人，而這原本是簡單又理所當然的能力。

自願住院，卻不能自願出院

我住院多次，多到我都記不清楚次數。前幾次我都在對抗某種醫療將我視為「病人」而非「人」的扁平化處置，許多新仇舊恨，且大多不是精神科病房的錯，但我當時認為醫療都是一樣的可惡，所以忙著報復。

但我的報復也僅能在自己身上實踐，除了有一次太憤怒丟折椅進護理站，我所能做的微弱抵抗，只有找各種尚未被搜出的尖銳物品來自殘而已。這個遊戲使我有活著的感覺，也同時讓護理人員傷透了腦筋。

後來我變得有名起來，也變成了醫院裡的麻煩人物。有次我在急診，原本要被轉去病房收治，但醫院因為不明原因不願意收治（即便網路資料上寫著有病床，但我就算說穿是醫護騙人，也不會改變這個決定），導致我被轉送其他醫院。

某次住院我扯開縫線，就被要求要家人 24 小時看護，不然就要簽署「病人若在醫院死亡，醫院也不負責」的切結書。我還記得我抵死不讓家人看護我，要求趕來的父親簽署切結書時，他複雜的表情。

有幾次我被綁著進入保護室，無論是向進來查看的保全，或是之後自己走去護理站說：「我要出院。」但都無人理會。荒謬的是自願住院的我並不能自願出院，除了需要家人同意來接出院外，醫院還會以治療為由把我攔下來。

我從而知道，我做為一個人的意志行使權，已經沒有效用。

也或許是我後來真的過於失控，或是黑名單解除，之後幾次當我想逃時，還是有被收治住院。但後來自己也慢慢沒有動力，不敢再在醫院做什麼了。

心靈死去的我，因此在醫院反而變成「認真治療」、「進步」的病人，而醫護人員也對我改觀、對我好。我才發現，符合醫院想像中積極治療、配合、好照顧的病人，才會獲得好的住院經驗。

但可以好的話，哪還需要住院呢？

因為有這些複雜的心情，每當我想像「機構」時，總不全抱著全面社區化的希望。

基本上，臺灣的社區不可能提供便宜的居住條件（康復之家很貴），也很難有同儕和工作者的支持照顧，更不可能接納瘋狂。

我知道剝奪自由是令人痛苦的，尤其關越久越與世界斷聯，但（現在的）社區真的沒有比較快樂。

我認為需要重新思考社區，它的內涵至少需要包含醫院的這些優點，否則我們只會不斷在醫院與疾病的旋轉門流連忘返。

延伸閱讀：
1. Right Plus 專欄【李昀：遺失名字的人】
2. 王婉諭專欄／臺灣的社區精神照護出了什麼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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