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讀本不是懶人包！推倒資訊障礙的高牆／當「易讀」成為公共服務（下）
承上篇：在臺灣，一本易讀手冊的誕生／當「易讀」成為公共服務（上）
易讀（Easy Read）是為心智障礙者提供的資訊無障礙服務。針對使用者的需求，將訊息轉化為他們能夠理解的內容。資訊若不易讀、無法有效傳達，將使心智障礙者很難參與社會、在充足的資訊和選項之下做出決定（例如防疫行為），或以公民身分參與公共事務（例如投票）。
結合設計與公益創新的創作團隊三明治工（Sandwishes Studio)，和許多公部門單位都合作出版過易讀版手冊。這種以「使用者」為本的易讀本，常讓人誤以為也是一種提煉重點、讓讀者快速進入狀況的「懶人包」。
然而，易讀本無論是從出發點、設計過程和最終的產出結果都很不同。「當然，就傳達的資訊簡化、轉化，在功能上大家會覺得是滿像的。」三明治工成員盧貞文說。
盧貞文指出，除了易讀手冊會在編輯時經過心智障礙青年（智青）們的檢視，懶人包的用字遣詞也並未針對障礙族群作轉化，斷行邏輯更天差地遠── 易讀的斷行，需要根據使用者的實際閱讀狀況來調整。例如智青們在審查會議朗讀時「如果有停頓，就要斷行，不是以標點符號斷行或讓它看起來簡短就好。」
在格式安排妥當後，內容的轉化更得兼顧資訊的全面性，以及亮點。「直接翻譯的話，使用者是不太有興趣的。」執行過許多易讀專案的三明治工共同創辦人謝若琳表示，簡短而精闢的亮點可以吸引智青對易讀手冊的內容感興趣，直接影響他們會不會想繼續閱讀下去。
亮點的取捨與拿捏，是艱深學問。三明治工團隊成員多來自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其中，表演藝術出身的廖祐慶在撰寫台灣國際藝術節（TIFA）的易讀手冊時，原以為自己處理表演藝術主題可以得心應手，沒想到開始後才驚覺「有限的篇幅，要介紹故事或者創作者的背景？真的超級難！」
盧貞文以 2021 年 TIFA 的阿姆斯特丹劇團《易卜生之屋》為例，為了讓智青接收到劇作資訊、對節目產生興趣，他們抽取其中關鍵的旋轉玻璃渡假屋為重要亮點，在易讀本中以「會旋轉的透明房子」來呈現。易讀版本乍看與原版內容差異甚大，卻是周全考量手冊功能與讀者興趣後的心血結晶。
複製刻板印象難避免，顧問與使用者參與是設計關鍵
在資訊轉化的過程中，需要格外當心的是，是否無意間便複製了社會對障礙族群的迷思。
「我們都會說：『沒有啊，我們沒有刻板印象』，可是無意間就複製了整個社會對他們的刻板印象── 例如弱勢的人，是必須接受幫助的。」廖祐慶坦言。
他回憶自己起初撰寫易讀手冊時，寫出「請幫幫我和我的家人」與「家人照顧我很辛苦，社會局的社工會來幫助我的家人，減輕他的負擔」等字句，遭到專案的易讀性顧問、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助理教授郭惠瑜老師點出不妥。他因而將「幫助」修改為「協助」或「支持」，「得到支持後，他們一樣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去完成很多事情。」
謝若琳補充，某次審議會上，「一個青年很直接講說：『我不想要用幫忙這個詞，好像是別人在可憐我，我不需要別人覺得可憐我。』」
插圖同樣容易出現類似的無心之過。盧貞文舉例，曾有某張插圖希望呈現身心障礙者許多權利未受重視的情境，替角色加上哭泣的表情，但顧問老師提醒不該再塑造悲情形象，而應表現出障礙者對這樣的窘境感到憤憤不平，要求制度改善。
除了悲情的弱勢者形象，心智障礙者也容易被當作不懂事的孩童，對他們的說話方式流於有失尊重的幼體化「童言童語」，即使他們早已成年。 謝若琳憶起三明治工首次嘗試製作易讀手冊，是在 2017 年的大嘻地公益藝術創作展。當初雖然已經特別留意要避免童言童語，「沒有使用疊字，但滿容易在情緒上不小心會陷入。」諸如使用過多的驚嘆號、語助詞等，以營造雀躍的氛圍。如今回顧，她認為有不少進步空間。
普及化的障礙意識教育，是推廣易讀本的根基
隨著 CRPD 施行法在臺灣通過，公部門愈被要求提供易讀服務，卻未必已經準備好。
在執行公部門標案的經驗中，三明治工團隊感受到承辦人之間對於障礙意識、共融社會的認識有時仍然不足，不免落入一般政府印刷品的操作方式，忽略了使用者的建議。
廖祐慶分享，某次到了第３場審查會議，發現前 2 場的討論成果又被該單位的研究員改回去，不解之餘便邀請他一起開會，「他看到討論過程，其實就可以了解用詞要有一些轉化。」
對此，謝若琳期待公部門應該先進行普及化的教育推廣，「有認識之後，再盤點要怎麼推動無障礙。這樣的循序漸進，會比一窩蜂大家都要做出易讀，要來得紮實。」
對於心智障礙者，社會大眾更多的或許是刻板的認識。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碩士生李怡芳的學位論文，即分析 2007 年至 2015 年的新聞報導如何再現身心障礙者形象，發現心智功能障礙者的負面形象報導，比例明顯比其他障礙類型要來得更高。
「障礙意識是持續性的社會革命，要拉近彼此的真實認識。」智總祕書長林惠芳表示，許多人在生命經驗中沒有機會接觸身心障礙者，難以建立起障礙意識，尤其臺灣媒體早期又傳達許多錯誤的、歧視性的符號。
林惠芳觀察到，日本非常擅長將不同的職業別、年齡層或障礙類別的生活，寫成腳本，拍攝成具備市場潛力的戲劇。諸如刻劃唐氏症者的《聖者的行進》、探討肯納症（自閉症）兒童的《與光同行》等，每一個劇聚焦在一個障別的生活事實，「無形之中，就能提高民眾對障礙生活的了解。」
林惠芳建議，臺灣政府可以將資源投入這樣的社會行銷，讓正確的障礙者形象進入大眾視野，「如果這些人在日常生活中多出現一點，你很自然就會互相體貼。」一旦全民都缺少對障礙者的認識，社會就很難在各處做到體貼與友善，難以回應他們的無障礙需求。
「幫助我們，不是說我們就是白白花納稅人的錢。」智青張秀貞表示。她擔心大眾誤以為身心障礙者讓稅金付諸流水，其實生活津貼、易讀服務等資源的確能促進平權，讓身心障礙者過得更平順、讓社會更包容。
讓資訊的高牆倒下，讓所有人好好生活
其實，易讀服務裨益的對象遠不只心智障礙者。「大家都可以用。」智青曾昱誠說。謝若琳也表示，三明治工設計的易讀手冊雖以輕度心智障礙者為主，但成果有時也能擴及其他族群。
例如，易讀格式講究的較大字級、高度顏色對比、資訊簡短易懂，往往也符合低視能者、銀髮族、聽障人士與新住民等族群的閱讀需求。如果有支持者中介協助，中度、重度心智障礙者也可以使用既存的易讀手冊。
去年總統選舉的易讀手冊便獲得許多迴響。林惠芳說，不僅智青們藉由手冊知道該攜帶什麼去投票，家長也認為這比投票通知單要來得更清楚，尤其老人家更是稱讚有加，「按呢就好啦，就清楚啦（這樣就很好，很清楚）！」
歐盟曾提供一套易讀製作指標，從標題粗細、字級大小、資訊明瞭與否等都有明確規範。當然，大方向的指標若要在脈絡各自殊異的社會中落實，需要不斷的嘗試與調整，但核心不脫以「使用者」為本的資訊平權。
林惠芳解釋，資訊平權要實踐的就是「每一個人都可以用他自己的方式，理解這個社會；社會也應該要依照他們可以理解的方式，提供相關資訊」。 她也強調：「每一份資訊都有閱眾，要確認閱眾是誰，才能夠確定表現手法，符合不同人的運用。」
生活裡大大小小的資訊流通，如何更無障礙？更友善使用者？易讀在臺灣剛起步不久，或許未來在主題與媒介愈趨多元後，資訊平權的意義終能真正滲透進各種設計與服務中，讓資訊的高牆倒下，迎向所有人都適合生活的共融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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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圖／三明治工易讀參考書籍與作品；取自三明治工 f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