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爺奶撐起半邊天,還問年輕人為何不生?公共托育難搶、職場掏空家庭人力,沒人有餘裕愛小孩

面對低生育率、少子女化的嚴峻考驗,蔡英文總統於 2019 年 11 月總統大選前夕,提出「0 到 6 歲國家跟你一起養」的政見,承諾育兒津貼加倍發放,且補助年齡從 0-4 歲提升至 0-6 歲。

教育部長潘文忠於日前表示,加碼計畫明年一定啟動,屆時家有 0-6 歲學齡前幼兒的家庭每月將多領到 2500 元育兒津貼。

目前政府發放的托育補助多寡,取決於孩子的托育方式。若家長選擇送托,每月最高可以領到 6000 元補助;若選擇「自己帶」,將孩子交由家長或親屬照顧的話,新制上路後則可以領到每月最高 5000 元的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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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於推動優質平價的公共教保服務的托育政策催生聯盟表示,這種只會持續撒錢、給予高額津貼的政策,縮短「送托補助」與「育兒津貼」的差距,只會把更多的媽媽、阿嬤從職場推回家照顧小孩,家庭收入減少將更養不起小孩,生育率只會繼續往下掉,儼然是釜底抽薪、治標不治本的做法。

社會要求父母全力育兒,職場卻又掏空家庭人力

女性何苦總是要在家庭與工作之間做出選擇?婦女新知基金會董事、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教授洪惠芬表示,臺灣社會長期存在的「文化矛盾」是一大主因。過去以成人為中心的教養觀念已經轉變,現在養兒育女強調以孩子的利益為中心,家長必須投入更密集的時間與情感照顧孩子。

可是,家庭型態的發展卻完全相反。家中可以分擔育兒責任的人越來越少,壓力不比上個世代低。另一方面,上下班必須準時打卡、鼓勵提前銷假上班、定期接受公司考核與評鑑等職場文化,無一不隱含著「工作優先」的思維,將照顧者的角色邊緣化。

以臺灣而言,過去 40 年,女性的勞動參與率好不容易爬升到 9 成以上,但據統計(註 1),每年長 5 歲,就有 5% 的女性離開職場。此外,雖然有超過半數的民眾認為婚後無子女的女性應外出從事全職工作,一旦有了小孩,這些認同女性該外出工作的人卻只剩下一成。 

圖表/王舒芸(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副教授)提供
教育部長潘文忠日前回應總統蔡英文的政策,許諾育兒津貼明年一定發放。圖/潘文忠 fb

也就是說,在臺灣的性別文化跟托育政策下,生兒育女成為一個女性是否能夠繼續留在職場的關鍵,「當男性跟女性同時成為家長,卻在職場上出現明顯的分岔路口,這無非是父權紅利母職懲罰的體現。」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副教授王舒芸說。

根深蒂固的文化預設無處不影響著人的行為與選擇,「我們的性別平等運動要求保障婦女就業權益,由政府跟勞動市場擔負起照顧責任;可是另一方面,我們又希望女人多多生育,希望家庭承擔育兒責任。」

「甚至,我們的社會服膺新自由主義、信奉市場機制,希望最小化政府責任、最大化市場效益。」王舒芸指出,當這 3 股矛盾潮流匯聚起來,結果就是政府發放育兒津貼、照顧私幼市場,而非推行公共化服務。國家與家庭的分工毫無轉變,養育的性別分工也僵化不前。

註 1:勞動部勞參率統計,過去 40 年來,有超過 9 成的 25-39 歲男性始終留在職場上,女性的勞動參與率則是近年才從 41% 爬升到 92%。然而,女性每年長 5 歲,就有 5% 的人離開職場,王舒芸推斷,代表部分女性因為生育而退出勞動市場。

此外,54% 的民眾認為婚後無子女的女性,應該要外出從事全職工作,但生育之後,這些認同女性該外出工作的人只剩下 10%。另有 12% 的人認為有小孩的女性不應外出工作、13% 認為她們應從事兼職。

靠爺奶撐起半邊天,到底能撐多久?

站在家庭與職場的岔路口,女性選擇的彈性,其實取決於個人資本社會支持的厚薄。

根據婦女就業與婚育調查顯示,如今臺灣有將近 6 成育有兒女的家庭必須倚賴雙薪收入(註 2),既然雙親都需要工作,那是誰在照顧孩子呢?既不是國家以公共化服務承擔,也不是男性積極加入育兒行列,而是靠「爺奶撐起半邊天」。

婦女就業與婚育調查也顯示,約有 4 成的孩子主要照顧者並非父母,而是家中親屬。王舒芸指出,上個世代因為生育退出職場的婦女,在中老年後不僅無法重返勞動市場,更繼續擔負照顧下下一代的責任,成為支撐年輕女性的力量,但這也表示,幾十年來,育兒的重擔仍在女性間流轉。

然而,將孩子交給爺奶照顧的 4 成家長,大部分皆迫於無奈,其中只有 2 成是真正希望孩子給阿公阿嬤帶。此外,收入越低的家庭,越沒有選擇家戶外托育的餘裕,要嘛就是給阿公阿嬤帶,要嘛就是家長不工作、在家照顧孩子;而收入較高的家庭,選擇就平均許多,且也比收入低的家庭更傾向將孩子送托。

這種階層化的托育現象(註 3),如何解套?行政院《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107 年-111 年)》中提到:「將送托 1 名兒童的費用控制在家庭可支配所得的 10-15% 內,才有可能增加家長生養第 2 胎的意願。」

但這還只是「願景」,政府即便推行教保準公共化政策並發放補助,實情是那些未放在準公共化定價中的項目,例如延托費、副食品費用等,林林總總加起來,送托家長最後只補到 1000 多元,雙親所得總和仍必須高於 7.4 萬,才有餘裕支應托育費用。

圖/王舒芸(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副教授)提供

然而,在這個普遍低薪的時代,如果是一個欲生養兒女的異性戀家庭,男女必須一同奮鬥到至少 30-34 歲,薪資總和才有機會突破 7.4 萬,王舒芸總結:「也就是說,30 歲以上的雙薪家庭才真的具備生養條件,且公共化的托育費用還必須控制在一定的金額之內。」

此外,過勞之島上汲汲營營求生活的年輕人們,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時間貧窮。「約有 9 成的爸爸與 5 成的媽媽投入職場,且有 5 成的爸爸與將近 4 成的媽媽週末必須加班。」王舒芸說,別再問年輕人為什麼不生,也不要譴責家長生了卻不養,「蠟燭兩頭燒的家長,根本沒有任何餘裕跟時間愛小孩。」

洪惠芬與王舒芸雙雙表示,若想有效催生,改善低生育率的窘境,國家「與其撒錢,不如給力」,更積極的推動「普及、平價、優質」的公共化托育服務。一方面是,如果我們重視幼兒必須受到穩妥的照顧與教育,那麼托育服務在本質上,不應該也不適合成為「商品」,以營利為目的來生產;另一方面,社會共養孩子,女性才可以擺脫職場與家庭的翹翹板,在各個社會角色之間取得平衡。

註 2:根據婦女就業與婚育調查,1981 年時,臺灣約有 8 成的媽媽親自照顧子女,到了 2016 年只剩下 5 成,大多數家庭育兒工作皆靠爺奶支撐。且臺灣 50-64 歲的女性勞動參與率已降到 22%-59%,遠低於共享東亞文化的日本(51%-76%);婦女就業與婚育調查也顯示,約有 4 成的孩子主要照顧者並非父母,而是家中親屬。

註 3:托育服務階層化
衛福部社家署委託王舒芸、鄭清霞所做的《我國托育服務供給模式與收費機制之研究》(2014)發現,臺灣送托育保母的家庭每月收入超過 8 萬元(高於臺灣每戶可支配所得 68578 元),這些家庭自認可負擔的托育費用是每月約 13000 元;而送公共托育的家庭,則認為自己每月僅能負擔約 7000 元。 

也就是說,任由市場機制發展的托育服務,反而促成階級分化的現象,只有高所得的家長有較大的「自由選擇」彈性,決定要選那一種托育服務;而政府撒幣、缺乏定價機制的準公共化托育服務,則造成托育服務出現「補多少、漲多少」,以其他名義(如冷氣費、洗澡費等)巧立收費名目等現象,托育階層化仍懸而未決。

普及平價的托育服務與有感的親職假,才能讓父母安心生養

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副教授楊佳羚分析,瑞典花了近百年從一片荒蕪走到人人稱羨的福利國家,就是托育公共化能有效保障生育率的典範之一。在瑞典生產,並讓孩子在瑞典就讀了 3 年幼兒園的楊佳羚觀察,孩子班上的瑞典同學多數擁有 1-2 名手足,只有自己的孩子和另一個領養家庭的孩子是獨生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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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 2019 年的生育率是 1.75,關鍵在於普及且平價的托育服務──瑞典 1-6 歲的孩子有 86% 進入包含幼兒園與保母的托育系統,其中 68% 在公立、18% 在私立;7-9 歲的孩子也有 83% 參與課後照顧。且瑞典政府規定,市府所提供的托育照顧服務費用,不得超過家庭薪資的 3%,如果生養 2 胎,則不得超過 2%,超過 3 胎更可以不用繳費,避免了托育服務階層化現象(詳見註 3)。

在瑞典,孩子 8 歲以前,雙親可以共享 480 天的「有給親職假」,在這期間,家長前 390 天可以請領原薪資 8 成的補助金,最後 90 天則補貼每日 180 瑞典克朗(約新臺幣 584 元)(低薪或無收入者一樣可請領),其中 60 天更保留給請領親職假較少的一方(通常是父親),俗稱「父親月」,提升父職的參與。  

回頭看臺灣的照顧現況,楊佳羚表示「政治必須選對道路」:「瑞典政府不是佛心來著,其實他們精打細算,希望打造全民就業的環境,這樣才能增加稅收、投注更多資源在照顧產業上,讓男性與女性都不需要在就業與家庭間掙扎。」

如果政府總是以「搞公共托育曠日費時」來搪塞民眾,那麼政治人物端出來的政策,為了獲得選民青睞,也只能淪於炒短線、發津貼之流,「最後只會債留子孫。」楊佳羚認為,不如把資源拿來建置符合勞動、性別、階級正義的托育服務,「這樣我們才敢放心生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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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愉婷
黃愉婷

曾任資深社會學學徒,也曾經當過研究論文的逃兵,沒寫完的 10 多萬字,正慢慢的寫進報導故事裡,不得不相信「出來混,總是要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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