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爺奶撐起半邊天，還問年輕人為何不生？公共托育難搶、職場掏空家庭人力，沒人有餘裕愛小孩
面對低生育率、少子女化的嚴峻考驗，蔡英文總統於 2019 年 11 月總統大選前夕，提出「0 到 6 歲國家跟你一起養」的政見，承諾育兒津貼加倍發放，且補助年齡從 0-4 歲提升至 0-6 歲。
教育部長潘文忠於日前表示，加碼計畫明年一定啟動，屆時家有 0-6 歲學齡前幼兒的家庭每月將多領到 2500 元育兒津貼。
目前政府發放的托育補助多寡，取決於孩子的托育方式。若家長選擇送托，每月最高可以領到 6000 元補助；若選擇「自己帶」，將孩子交由家長或親屬照顧的話，新制上路後則可以領到每月最高 5000 元的津貼。
致力於推動優質平價的公共教保服務的托育政策催生聯盟表示，這種只會持續撒錢、給予高額津貼的政策，縮短「送托補助」與「育兒津貼」的差距，只會把更多的媽媽、阿嬤從職場推回家照顧小孩，家庭收入減少將更養不起小孩，生育率只會繼續往下掉，儼然是釜底抽薪、治標不治本的做法。
社會要求父母全力育兒，職場卻又掏空家庭人力
女性何苦總是要在家庭與工作之間做出選擇？婦女新知基金會董事、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教授洪惠芬表示，臺灣社會長期存在的「文化矛盾」是一大主因。過去以成人為中心的教養觀念已經轉變，現在養兒育女強調以孩子的利益為中心，家長必須投入更密集的時間與情感照顧孩子。
可是，家庭型態的發展卻完全相反。家中可以分擔育兒責任的人越來越少，壓力不比上個世代低。另一方面，上下班必須準時打卡、鼓勵提前銷假上班、定期接受公司考核與評鑑等職場文化，無一不隱含著「工作優先」的思維，將照顧者的角色邊緣化。
以臺灣而言，過去 40 年，女性的勞動參與率好不容易爬升到 9 成以上，但據統計（註 1），每年長 5 歲，就有 5% 的女性離開職場。此外，雖然有超過半數的民眾認為婚後無子女的女性應外出從事全職工作，一旦有了小孩，這些認同女性該外出工作的人卻只剩下一成。
也就是說，在臺灣的性別文化跟托育政策下，生兒育女成為一個女性是否能夠繼續留在職場的關鍵，「當男性跟女性同時成為家長，卻在職場上出現明顯的分岔路口，這無非是父權紅利與母職懲罰的體現。」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副教授王舒芸說。
根深蒂固的文化預設無處不影響著人的行為與選擇，「我們的性別平等運動要求保障婦女就業權益，由政府跟勞動市場擔負起照顧責任；可是另一方面，我們又希望女人多多生育，希望家庭承擔育兒責任。」
「甚至，我們的社會服膺新自由主義、信奉市場機制，希望最小化政府責任、最大化市場效益。」王舒芸指出，當這 3 股矛盾潮流匯聚起來，結果就是政府發放育兒津貼、照顧私幼市場，而非推行公共化服務。國家與家庭的分工毫無轉變，養育的性別分工也僵化不前。
註 1：據勞動部勞參率統計，過去 40 年來，有超過 9 成的 25-39 歲男性始終留在職場上，女性的勞動參與率則是近年才從 41% 爬升到 92%。然而，女性每年長 5 歲，就有 5% 的人離開職場，王舒芸推斷，代表部分女性因為生育而退出勞動市場。
此外，54% 的民眾認為婚後無子女的女性，應該要外出從事全職工作，但生育之後，這些認同女性該外出工作的人只剩下 10%。另有 12% 的人認為有小孩的女性不應外出工作、13% 認為她們應從事兼職。
靠爺奶撐起半邊天，到底能撐多久？
站在家庭與職場的岔路口，女性選擇的彈性，其實取決於個人資本與社會支持的厚薄。
根據婦女就業與婚育調查顯示，如今臺灣有將近 6 成育有兒女的家庭必須倚賴雙薪收入（註 2），既然雙親都需要工作，那是誰在照顧孩子呢？既不是國家以公共化服務承擔，也不是男性積極加入育兒行列，而是靠「爺奶撐起半邊天」。
婦女就業與婚育調查也顯示，約有 4 成的孩子主要照顧者並非父母，而是家中親屬。王舒芸指出，上個世代因為生育退出職場的婦女，在中老年後不僅無法重返勞動市場，更繼續擔負照顧下下一代的責任，成為支撐年輕女性的力量，但這也表示，幾十年來，育兒的重擔仍在女性間流轉。
然而，將孩子交給爺奶照顧的 4 成家長，大部分皆迫於無奈，其中只有 2 成是真正希望孩子給阿公阿嬤帶。此外，收入越低的家庭，越沒有選擇家戶外托育的餘裕，要嘛就是給阿公阿嬤帶，要嘛就是家長不工作、在家照顧孩子；而收入較高的家庭，選擇就平均許多，且也比收入低的家庭更傾向將孩子送托。
這種階層化的托育現象（註 3），如何解套？行政院《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107 年-111 年）》中提到：「將送托 1 名兒童的費用控制在家庭可支配所得的 10-15% 內，才有可能增加家長生養第 2 胎的意願。」
但這還只是「願景」，政府即便推行教保準公共化政策並發放補助，實情是那些未放在準公共化定價中的項目，例如延托費、副食品費用等，林林總總加起來，送托家長最後只補到 1000 多元，雙親所得總和仍必須高於 7.4 萬，才有餘裕支應托育費用。
然而，在這個普遍低薪的時代，如果是一個欲生養兒女的異性戀家庭，男女必須一同奮鬥到至少 30-34 歲，薪資總和才有機會突破 7.4 萬，王舒芸總結：「也就是說，30 歲以上的雙薪家庭才真的具備生養條件，且公共化的托育費用還必須控制在一定的金額之內。」
此外，過勞之島上汲汲營營求生活的年輕人們，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時間貧窮。「約有 9 成的爸爸與 5 成的媽媽投入職場，且有 5 成的爸爸與將近 4 成的媽媽週末必須加班。」王舒芸說，別再問年輕人為什麼不生，也不要譴責家長生了卻不養，「蠟燭兩頭燒的家長，根本沒有任何餘裕跟時間愛小孩。」
洪惠芬與王舒芸雙雙表示，若想有效催生，改善低生育率的窘境，國家「與其撒錢，不如給力」，更積極的推動「普及、平價、優質」的公共化托育服務。一方面是，如果我們重視幼兒必須受到穩妥的照顧與教育，那麼托育服務在本質上，不應該也不適合成為「商品」，以營利為目的來生產；另一方面，社會共養孩子，女性才可以擺脫職場與家庭的翹翹板，在各個社會角色之間取得平衡。
註 2：根據婦女就業與婚育調查，1981 年時，臺灣約有 8 成的媽媽親自照顧子女，到了 2016 年只剩下 5 成，大多數家庭育兒工作皆靠爺奶支撐。且臺灣 50-64 歲的女性勞動參與率已降到 22%-59%，遠低於共享東亞文化的日本（51%-76%）；婦女就業與婚育調查也顯示，約有 4 成的孩子主要照顧者並非父母，而是家中親屬。
註 3：托育服務階層化
衛福部社家署委託王舒芸、鄭清霞所做的《我國托育服務供給模式與收費機制之研究》（2014）發現，臺灣送托育保母的家庭每月收入超過 8 萬元（高於臺灣每戶可支配所得 68578 元），這些家庭自認可負擔的托育費用是每月約 13000 元；而送公共托育的家庭，則認為自己每月僅能負擔約 7000 元。
也就是說，任由市場機制發展的托育服務，反而促成階級分化的現象，只有高所得的家長有較大的「自由選擇」彈性，決定要選那一種托育服務；而政府撒幣、缺乏定價機制的準公共化托育服務，則造成托育服務出現「補多少、漲多少」，以其他名義（如冷氣費、洗澡費等）巧立收費名目等現象，托育階層化仍懸而未決。
普及平價的托育服務與有感的親職假，才能讓父母安心生養
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副教授楊佳羚分析，瑞典花了近百年從一片荒蕪走到人人稱羨的福利國家，就是托育公共化能有效保障生育率的典範之一。在瑞典生產，並讓孩子在瑞典就讀了 3 年幼兒園的楊佳羚觀察，孩子班上的瑞典同學多數擁有 1-2 名手足，只有自己的孩子和另一個領養家庭的孩子是獨生子女。
瑞典 2019 年的生育率是 1.75，關鍵在於普及且平價的托育服務──瑞典 1-6 歲的孩子有 86% 進入包含幼兒園與保母的托育系統，其中 68% 在公立、18% 在私立；7-9 歲的孩子也有 83% 參與課後照顧。且瑞典政府規定，市府所提供的托育照顧服務費用，不得超過家庭薪資的 3%，如果生養 2 胎，則不得超過 2%，超過 3 胎更可以不用繳費，避免了托育服務階層化現象（詳見註 3）。
在瑞典，孩子 8 歲以前，雙親可以共享 480 天的「有給親職假」，在這期間，家長前 390 天可以請領原薪資 8 成的補助金，最後 90 天則補貼每日 180 瑞典克朗（約新臺幣 584 元）（低薪或無收入者一樣可請領），其中 60 天更保留給請領親職假較少的一方（通常是父親），俗稱「父親月」，提升父職的參與。
回頭看臺灣的照顧現況，楊佳羚表示「政治必須選對道路」：「瑞典政府不是佛心來著，其實他們精打細算，希望打造全民就業的環境，這樣才能增加稅收、投注更多資源在照顧產業上，讓男性與女性都不需要在就業與家庭間掙扎。」
如果政府總是以「搞公共托育曠日費時」來搪塞民眾，那麼政治人物端出來的政策，為了獲得選民青睞，也只能淪於炒短線、發津貼之流，「最後只會債留子孫。」楊佳羚認為，不如把資源拿來建置符合勞動、性別、階級正義的托育服務，「這樣我們才敢放心生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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