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慈善運動」如何調度社會資源、培力草根組織,共同抵抗全球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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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美國加洲聯邦俱樂部基金會(Commonwealth Club)是全美歷史最悠久、規模最大的公共事務論壇,其中常規性辦理的氣候主題論壇 Climate One 致力於促成能源、經濟與環境領域的領導者對話。Climate One 於今年 2 月 7 日邀請 6 位來賓,討論全球慈善家與慈善行為在對抗氣候變遷裡的影響,本文為此音訊節目「捐贈者力量:氣候慈善的影響」(Donor Power:The influence of climate philanthropy)之重點整理,由 Right Plus 邀請自由工作者魏揚分上、下篇摘譯而成。下篇請見:如何善用富豪捐贈者的公益影響力,以氣候慈善運動減緩全球暖化?


氣候變遷的危機迫在眉睫,「氣候慈善」(climate philanthropy)如何成為調度社會資源、凝聚社會力的方式,共同抵抗全球暖化?氣候慈善運動又該選擇何種策略與路徑,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在什麼地方優先投注資源?

本節目由主持人 Greg Dalton 分為上、下半場,分別與 3 位來賓對談。上半場的與談人包括──

Tate Williams,美國媒體業內慈善》(Inside Philanthropy)的科學及環境編輯。《業內慈善》創立於 2013 年,專門監督並關注大型慈善基金會與富豪捐贈者的公益影響力,並致力於提升透明度、討論巨量財富的捐助成效,同時定期舉辦頒發「年度慈善家」與「最大膽慈善視野獎」。

Larry Kramer威廉與弗洛拉休利特基金會(William and Flora Hewlett Foundation)主席,此基金會由惠普(HP)創辦人所創,總資產約為 100 億美元。Kramer 也是著名的憲法與民事訴訟法學家,出版多本法學相關著作,曾擔任史丹佛大學法學院前院長,同時也是「氣候工作基金會」(ClimateWorks Foundation)董事。

Farhad Ebrahimi寇洛斯基金會(Chorus Foundation)創辦人。出自第一代移民美國的伊朗裔家庭,年輕時曾是龐克樂團歌手,也從事左翼社會運動。比起慈善家,他更將自己定義為一個社會運動者,曾投入 2011 年的占領華爾街行動、反 Keystone 輸油管計畫、反燃煤電廠運動以及 Black Lives Matters 運動等。

美國監督慈善捐贈的媒體《業內慈善》編輯 Tate Williams 開場便以 2007 年開展的「Design to Win」及 2009 年失敗的碳交易法案為例,指出過往美國氣候慈善運動的其中一個問題──過於政策導向且過度鎖定精英群體,著重與企業的協商與妥協,卻忽略對草根運動及經濟弱勢或族裔弱勢等社區的支持,也忽略了「運動建立」(movement building)的重要性。

美國監督慈善捐贈的媒體《業內慈善》編輯 Tate Williams。圖/climate one

主持人 Dalton 也在節目中引述史丹佛大學政治科學教授 Rob Risher 的批判,指出某些由大型捐贈者支持的大型基金會欠缺透明性與可問責性,更批評這些基金會形同在公開邀請(standing invitation)富人與財閥以自己的偏好去影響公共領域。Williams 也指出,2011 年到 2015 年間,全美接受捐贈額度前 20 大的組織,共獲得全國捐贈額中半數的捐款,突顯慈善事業缺乏複數而多元聲音的問題。

資源投注忽略草根運動的建立

「氣候工作基金會」董事 Larry Kramer 坦言,氣候慈善運動過去投注在草根社區與運動建立上的資源確實相對較少,他也指出此狀況一部分與近 10 年來美國及全球政治局勢的劇烈轉變有關。他表示 2007 年前後,包含美國在內的各國政府在解決氣候變遷危機上,展現出相對積極的承諾,因此確實較多的關注與資源被放在政策制定而非草根運動的建立。另一方面,近年來國際政治局勢的巨大轉折,包括石油公司成功動員、碳交易法案與哥本哈根氣候大會的挫折,也著實出乎眾人意料。 

即使如此,Kramer 還是強調:「有些人認為氣候慈善運動失敗了,這絕對大錯特錯。」他指出,相較於 2007 年時預測全球溫度將在世紀末上升攝氏 5 到 6 度,現在這個數字已經被努力降到攝氏 2.7 到 3.2 度之間,這是難以置信的成果,「或許是歷史上最成功的慈善運動之一」。

「氣候工作基金會」董事 Larry Kramer。圖/climate one

Kramer 一方面同意建立草根運動與接觸弱勢社區的重要,一方面也堅信氣候議題有其獨特的迫切性。他強調人類僅剩 10 到 15 年解決暖化,一但無法有效控制升溫,所有人都將被逼落懸崖,「不論我們做什麼,都要在短時間內達到控制升溫的目標」。

也因此,在氣候慈善運動中,關於究竟該支持草根與弱勢社區、由下而上帶來更多改變,抑或支持有一定政策影響力的有力行動者(big player)?Kramer 認為都很重要,要解決氣候變遷需要有多元的路徑、不同的解方,但氣候工作(climate work)過往的努力成效不該被否定與放棄。真正的問題在於慈善資源不足,而非挖東牆補西牆,否則只會顧此失彼。

連結多元領域倡議者,培力社區組織

寇洛斯基金會創辦人 Farhad Ebrahimi 同意 Kramer 所提及的氣候慈善運動成果,也同意氣候變遷的迫切性需要更多人力與資源的投入,他進一步指出:正因如此,我們需要「連結氣候變遷與其他議題」,也需要「對氣候變遷的解決方案有更細緻的想像」,避免這些方案與居住、勞工、人權或族裔等其他議題產生衝突或矛盾,並且努力讓關注上述議題的人們成為氣候運動的一分子。也因此,氣候慈善運動勢必得傾聽並回應更多元的社會群體需求。在此意義上,支持草根與弱勢社區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寇洛斯基金會創辦人 Farhad Ebrahimi。圖/climate one

Ebrahimi 表示,以寇洛斯基金會為例,其主要贊助的對象往往是那些在族裔、經濟與階級上處於弱勢的社區組織,因為它們時常在鉅型的系統轉型過程中被忽略。基於「公正轉型」(just transition)的概念,寇洛斯基金會希望協助社區在整體社會體系的轉型過程中,也能夠長出自己的聲音、決定地方事務,「這個問題攸關權力(power),也攸關培力(build power)」。

Ebrahimi 也表示,身為基金會的組織者,應該要時時反省自己在提供捐款時,是否也濫用了權力,包括過於強勢而忽略了接受捐贈的組職自身的需求與主體性,「我們應該在他們身旁或身後支持他們,而非在前方指導他們」。


接下篇:如何善用富豪捐贈者的公益影響力,以氣候慈善運動減緩全球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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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從雨林破壞到氣候罷課:「綠色社會工作」如何因應全球氣候變遷,接住最脆弱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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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揚

專業貓奴、業餘煮夫,興趣是當愛心貓爸、吸貓,以及佛系烹飪(好不好吃看緣分)。畢業於清大社會所與牛津社會所,過去是議題雜食者,近年來關注廢核、減煤、環境永續等環保議題。目前為自由工作者,一邊申請國外博士班,努力嘗試把自己弄上學術研究的不歸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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