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善用富豪捐贈者的公益影響力，以氣候慈善運動減緩全球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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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美國加洲聯邦俱樂部基金會（Commonwealth Club）是全美歷史最悠久、規模最大的公共事務論壇，其中常規性辦理的氣候主題論壇 Climate One 致力於促成能源、經濟與環境領域的領導者對話。Climate One 於今年 2 月 7 日邀請 6 位來賓，討論全球慈善家與慈善行為在對抗氣候變遷裡的影響，本文為此音訊節目「捐贈者力量：氣候慈善的影響」（Donor Power：The influence of climate philanthropy）之重點整理，由 Right Plus 邀請自由工作者魏揚分上、下篇摘譯而成。上篇請見：「氣候慈善」如何調度社會資源、培力草根組織，共同抵抗全球暖化？

本節目上半場的對談帶出氣候慈善運動根本性的路徑問題，亦即在有限的資源與時間下，氣候慈善運動該如何設定目標、制定策略與分配資源？並討論過去的氣候慈善運動過度著重於政策制定、忽略草根運動與弱勢社區、大型菁英組織壟斷慈善市場等弊病。

下半場同樣由主持人 Greg Dalton 與 3 位來賓對談，與談人包括──

Sarah Shanley Hope，解決方案計畫（The Solutions Project）的創辦人與執行長。此組織致力於發展由社區催生的百分百再生能源解方，並於2017 年獲得由「國家響應式慈善委員會」（National Committee for Responsive Philanthropy）所頒發的「影響力獎」（Impact Award）。Sarah Shanley Hope 也是「氣候教育聯盟」（Alliance for Climate Education）、「全民環保」（Green For All）等組織的領導者。

Dan Chu，塞拉山俱樂部（Sierra Club Foundation）執行長。Dan Chu 於 1980 年代便投身環保運動，在科羅拉多州擔任第一線街頭募捐者，也曾在「和平工作團」（Peace Corps）擔任志工，協助巴拿馬農民，亦曾擔任「懷俄明州野生動物聯合會」（Wyoming Wildlife Federation）、「美國國家野生動物聯盟」（National Wildlife Federation）等環保團體擔任領導者。

Joe Speicher，歐特克基金會（Autodesk Foundation）執行長。原本在金融部門工作，後來在反貧窮的非營利組織 Living Goods 擔任領導者，亦曾在菲律賓擔任「和平工作團」（Peace Corps）志工。

下半場開始，主持人 Greg Dalton 首先引述了西北大學教授 Matthew Nisbett 的論述。Nisbett 教授檢視了 2100 筆來自 19 個大型基金會的捐款，在總額高達 5 億 6000 萬美元（約臺幣 200 億 1593 萬元）的捐款中，有超過一半是由全美僅僅 20 個組織所接收。不過 Nisbett 也指出，面對「單一化」的批評，無論是基金會或受贈者都開始進行策略修正，投注更多資源在族裔與經濟弱勢社區，尤其是在補助與建造再生能源、提高能源效率、應對氣候變遷等相關項目上。

對此，「解決方案計畫」執行長 Sarah Shanley Hope 表示，氣候慈善的問題體現在「不患寡而患不均」，尤其是不均的流向以白人、男性所主導的組織。Hope 因此對近期以民主黨議員 Alexandria Ocasio-Cortez 為首在推動的綠色新政（Green New Deal）給予相當高的評價與期待，認為與 10 年前相比，眼下的綠色新政、「日出運動」（Sunrise Movement）更具有「由下而上」的運動動能及社會支持，並且為女性及弱勢族裔開創歷史性的空間。

氣候慈善過度聚焦「政策影響」，風險極高

新近投入氣候慈善運動的「歐特克基金會」執行長 Joe Speicher 也指出，當前的氣候慈善資源不成比例地流向「政策制定」領域，這本身具有相當高的風險。如同「氣候工作基金會」董事 Larry Kramer 在上半場提到：「原本大家以為會是希拉蕊・柯林頓執政，但這並沒有發生」，過度仰賴政策制定的氣候慈善運動路徑，不可避免的面臨政治局勢的不確定性，以及政治人物的來來去去。Speicher 強調，這也是為什麼歐特克基金會會以「低碳解決方案研發」及相關組織的早期發展補助為主要贊助對象。

「塞拉山俱樂部」執行長 Dan Chu 也舉他們最成功的倡議「超越煤炭運動」（Beyond Coal）為例，指出此計畫近年來成功的關鍵之一，便在於他們致力於在地方社區層次推廣百分百的再生能源理念，並確保資源持續挹注於地方社區，而非全國層次的大型組織裡。　

「影響力投資」與「市場回饋」並非只能取其一

下半場的對談也談及氣候慈善的不同形式與功能，尤其是慈善事業的正面社會影響與其所回收的資本利潤間的關係。舉例而言，相較於強調資本回收的投資，花在慈善事業上的錢被視為是「影響力投資」（impact investing），人們所關注的是這筆慈善投資所帶來的正面社會回饋。然而，影響力投資與「市場回饋」之間的關係是否注定是非此即彼？

Speicher 認為未必如此，社會利益與企業價值在某些情況下是可以兩者並存的，他以美國最大的電動汽車及太陽能公司特斯拉（Tesla）為例：「不同於麥當勞，路上越多特斯拉的電動汽車，我們的社會就越好。」　

另一個例子是由比爾蓋茲、馬雲等眾多億萬富豪所成立、關注長期潔淨能源發展的「突破能源風險投資基金」（Breakthrough Energy Ventures），主持人 Greg Dalton 尖銳提問：「像這樣的基金會究竟是確實有建設性，還是僅僅讓富者越富？」對此，Speicher 認為或許兩者兼有，然而考慮到投資於氣候變遷議題上的研究與發展經費僅占全部的 0.5%，他還是傾向於正面看待在此領域的新興資源投入。

強調「風險容忍」，更勝「風險迴避」

另一方面，近年來，慈善團體的形式日益多元，從傳統慈善基金會到政治獻金，到「責任有限公司」（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LLC），對於旨在減緩氣候變遷的氣候慈善運動來說到底意味著什麼？

Hope 表示，不論是對慈善基金會、中介團體或環境組織來說，目前都有許多投資工具可以用來挹注資源給草根社區組織，協助他們產出對抗氣候變遷的解決方案。以她的「解決方案計畫」為例，5 年前此計畫開展時是沒有捐贈基金（endowment）的，他們是先有一套關於「基進協作」（Radical Collaboration）的願景與策略，才吸引了認同其理念的捐贈者，使他們能支持第一線的草根與社區組織，「在正確的時間，將合適的錢花在適當的組織上，由下而上催生解決方案」。

Hope 強調，美國許多地方如南部的「黑帶」（black belt）（非裔黑人群聚地區，亦是氣候災害衝擊較嚴重的區），其實只需要非常少量的金錢投入，就可以催生出更多的公眾資源與資本，這也正是影響力投資的力量：「受傷最嚴重的地方，往往也是希望最大的地方。當人們面臨生存危機，創新的能力也就越令人難以置信。」

Speicher 也表達了類似的概念，認為更多的慈善資源應該流向公眾與私人市場無法觸及或不願投資之處，雖然這可能伴隨著更多的失敗，但這無傷大雅。氣候慈善運動應該更強調「風險容忍」（risk tolerant），而非「風險迴避」（risk averse），目前的官僚體制與慈善運動太過拘泥於漸進式的、微小的「成功」，反而可能造成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