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1 災變學習 1】醫護助人者的自我覺察，與大規模的群體創傷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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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圖／取自賴鵬智 @ flickr, CC BY-NC-ND 2.0
採訪撰文／葉靜倫；研究整理／黃愉婷；製圖協力／林俐

1999 年 9 月 21 日凌晨 1:47 分，時任埔里基督教醫院唯一社工員、現任企劃處醫管組組長的洪銘洲在鐵皮屋住處驚醒。天搖地動的瞬間他睜開眼，只見鐵皮屋頂從中間斷開，眼前「忽然間看到月亮」。來不及慶幸自己租的是鐵皮加蓋而非水泥磚瓦，洪銘洲在屋倒前衝到大馬路上，沒多久便隨著許多驚懼呼喊尋找親人的埔里鎮民一同跑進附近的埔里國小避難。

鄰近的埔里酒廠隨後跟著傾垮，百萬罈珍貴的紹興酒與愛蘭白酒從破碎的酒甕中流出，漫成一片酒海，流出酒廠、流進溝裡、流到街上，暗夜裡的酒香混雜著鎮民的恐慌，揭開臺灣百年來最大型的地震災害。

當時的洪銘洲穿著短褲和拖鞋，還不知道這個長達 102 秒、芮氏規模 7.3 級的地震，將總計帶走臺灣 2454 條生命，11305 人受傷，全倒或半倒的房屋高達 11 萬戶，財產損失超過 3500 億。他也不會知道，接下來的一個多月，他都得帶著睡袋睡車棚、睡在災民的遺體旁，並且因為缺水而在河邊洗澡、忍受臭氣衝天的廁所。白天他會聽著直昇機隆隆載著重傷病人離開埔里這座聯外交通全斷的孤島，晚上則在靜謐的黑夜中翻來覆去，無法成眠。

那天夜裡，他呆望著住處被埋在碎石瓦礫間，決定放棄搶救家當，轉而趕至醫院支援。

百年重災家園傾頹，是災民也是救援者

埔里基督教醫院（埔基）在 921 這一夜之前，原本是個飄搖的小型地區醫院，新完工不足 5 年的大樓壓著 3 億多的貸款，再加上人力匱乏，整個醫院的醫師、護理、技師加上行政人員僅 300 多人，不到現在的一半。當年 30 歲的洪銘洲在 921 前一年，剛剛結束臺北市社會局的工作與進修的學業，為了追女朋友而跑來埔基，懷著浪漫的熱情打算在這裡安身。

也不知是否天意眷顧了一點希望，埔基在那一年剛好遇上 2 個「機緣」。一是當年 7 月 29 日的全臺大停電，二是原訂於 9 月 21 日下午 2 點半，亦即地震發生 12 小時後預訂舉行的年度防災演習。拜大停電所賜，埔基所有的緊急發電設備都才剛整理過，不僅開刀房等醫療設備用電無虞，也使埔基成為接下來遭遇長時間停電的埔里鎮上，黑夜中唯一的光亮。而原訂的防災「演習」雖提早 12 小時變成了「現實」，但所有的防災動線與設備也因此預先就定位。

當然，即使如此，這個百年重災依然令所有人措手不及。地震發生 15 分鐘後，鎮上傷患紛紛以各種方式被送達，接下來的 3 個小時內有 400 多名死傷病人湧進小小的埔基，時任埔基院長的黃蔚事後回憶：「四肢壓斷、滿身是血、滿身是灰、嚴重燒傷、顱內出血、腹腔出血、胸腔出血、頸骨骨折…… 一個醫生一輩子可能見到的所有意外傷害模式，都在這裡出現了。」

家屬的懇求與嚎哭、病患的哀叫與大量的傷亡，再加上餘震不斷、對外通訊卻全斷，孤立無援的埔基在全國災防回報中成了「音訊全無」的一個黑點，直至當日晚上 8 點第一批馬偕醫院支援團隊抵達時，埔基許多醫護人員已在長達 16 小時的震驚、壓力、疲憊與焦慮中瀕臨崩潰。

洪銘洲當時是埔基唯一的社工員，上面只有一個社工主任，2 個人從震後幾天開始奔忙的不只是蜂擁而至的人力與物資協調管理，最大的挑戰其實在於如何給予這群在地醫護同仁有效的心理支持。除了短時間內難以挽救大量死傷所導致的壓力，更重要的是許多醫護人員自己在鎮上的家屋都已全倒，親人生死未卜，且事發當下埔基與世隔絕，多數人無從得知其他縣市親友是否平安。

有些醫護則發現死傷者是自己的舊識，有些則是認識的親友就在旁邊等著治療，自己卻得先忙著處理其他傷患，甚至忙了一整天好不容易得空回家，才發現親人早已離世……

作為一間地區醫院，在地醫護人員與死傷病患的地理和心理位置都太過接近，使他們在專業之外承受莫大的「心理災變」，許多人必須在搶救過程中暫離，嚎啕大哭一場才能再度回到崗位。這種景況持續發生，再加上餘震不斷與大量死傷後傳染病爆發的憂慮，不僅醫護人員自己難以承受，也使家屬們日夜擔心。地震後 3 個月內，許多原本從外地來的工作人員便在自身壓力與家人央求之下陸續離職，更多埔里當地的醫護家庭則在鎮上惶惶不可終日。

大規模的群體創傷輔導，是值得發展的災難社會工作

在地的牽絆讓洪銘洲在後來針對醫護及其家屬的悲傷輔導與團體諮商時，比起大部分在 921 之後才陸續進入埔里做救災、安置與重建的工作者多了一份複雜的情緒。另一方面，身為一個當時還沒有心理師的地區醫院裡唯二的社工，面對一群病識感極高、知道身心議題亟需處理的醫護同僚，洪銘洲這個到職僅一年多的菜鳥社工不得不向外搬救兵。

「埔基的醫護人員和家屬加起來 400 多人，我和社工主任每人一半也要負責 200 多人。後來雖然有很多外部醫療團隊進來支援，但他們主要幫忙輔導病人與家屬情緒。我們因為跟院內醫護熟悉，比較能打開他們心房。」洪銘洲說：「後來因為我有個學姐在勵馨基金會，就拜託她從臺中過來教我帶團體，類似種子教師的概念。學會之後，我們會帶需要的人做 4 次密集的課程，包括團體諮商、冥想、舉辦一些提供情緒出口的活動等。」

這是洪銘洲在 921 得到的寶貴學習──短時間內高強度、集體性、大規模的恐懼與創傷輔導。事實上，醫院系統的社工平時服務院內傷病患，對於一般人在突然得知重病或遭逢意外時遭受的急性期創傷並不陌生，只是在災難中這種規模會瞬間擴增到百人以上，強度也令人難以招架，若沒經歷過大型現場的 SOP 與應變，實難以掌握。

此外，團體輔導在其中若運用得當，還能為每個人帶來群體的共鳴，更讓參與者在帶領者退場後依然得以獲得支持網絡。事後的許多回饋也顯示，這些心理支持對第一線人員的幫助很大，有些情況較嚴重的則會進入一對一輔導。

921 時，埔里基督教醫院在戶外設置的野戰醫院。圖／埔基九二一 20 週年紀念粉專

這種鮮少人遇上的經驗，後來在 2002 年的中華航空澎湖空難中派上用場。「那時候被派去澎湖待了 2 週，剛開始很多遺體都還沒找到，很多人就跟 921 許多家屬焦急等待親人被救援時一樣，大家的情緒都需要出口。」洪銘洲說：「2015 年的八仙塵燃、2018 年衛福部臺北醫院護理之家大火，當時第一線承受傷病患的署立臺北醫院有很多醫護、傷患與家屬都快崩潰，就很需要這種集體性的輔導。我認為這種針對群眾情緒做立即支援的災變社會工作，非常需要好好發展。」

事實上，不只國軍、消防、醫護等救難人員會遭逢災後創傷，災變後進入現場做輔導的社工同樣無法倖免。20 年前在 921 震後與 10 年前的莫拉克風災後，全臺很多社工都在災變前期便以梯隊形式分批進入現場，面對的是哭天搶地、遺體屍臭、斷垣殘壁甚或土石餘震，許多人即使只待一週，回去後都久久難以平復。

「921 時我們學到的最大經驗，就是所有專業人員出發前都要做行前準備，回來後則要馬上做減壓紓緩。」時任聯合勸募祕書長、現任畢嘉士基金會執行長的周文珍，連續 2 次臺灣重大災變都負責組織梯隊甚至帶隊進現場，她指出，當時很多社工在離開現場後會難以原諒自己，覺得「離開是種背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