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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災後4】救災時的文化差異、災後復原的集體學習,一起建立社區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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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姐的生命徵象持續下降,我盡了全力仍沒有起色,到了急診,護理站喊:「這位病人有簽署不實施心肺復甦術同意書。」醫護人員面對家屬質問。紛擾吵雜的急診室中,我們知道大姐已經「回家了」,她給了我們一個溫柔的微笑。

我們帶著因歧視和排除累積的創傷走進諮商室,卻被溫柔暗示:「需要被修正的是你自己。」美國心理學會已有相關指引呼籲心理師不只是要對障礙友善,還要系統性認識不同身心障礙處境,諮商才有可能成為一起面對世界的過程。

「共融」並不是「物理上的混合居住在一起」就會自然發生,而是需要許多團體發揮專業、有意識的經營發展,才可能重建社區連結。

近年長照殺人頻傳,許多輿論卻將這些苦難的解法簡化為「安樂死」或「斷食善終」。對需要支持的障礙者而言,在談告別前,先要能好好活著;善終只能由自己決定,否則不是慈悲,而是被處決。

監察院針對移工失聯問題,進行結構性的調查,採訪了多位失聯移工。我們摘錄精選內容,邀你一起傾聽移工的心聲,了解在臺灣家庭、各產業中已占據重要角色的他們,究竟為什麼要逃?

透過這份「助人工作者如何協助個案還債」圖文包,讓助人工作者都能輕鬆了解負債的嚴重性,再提供具體的還債工具小知識。

這次《障權法》修法不只是增列服務,而是要把個人助理明確寫成符合障礙者需求的權利。若法條模糊、預算不穩,障礙者仍只能被迫自費、依賴家人或回到機構,制度則持續以財政理由犧牲自立生活與人權。

兒少如何爭取吃得好、吃得對的權利,也一起上一堂餐盤上的民主課。

在巴黎街頭與性工作者及倡議者相遇,與她們談制度、困境,也靜靜聽一個女孩說話。不同國家和語言的人,在同一條艱難的路上彼此看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