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育儒、張哲誠／從障礙經驗看《反歧視法》（下）：展開平權的討論，才是立法原意

承上篇：汪育儒、張哲誠／從障礙經驗看《反歧視法》（上）：何謂仇恨言論？如何定義歧視？

撰文／汪育儒　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聯盟副主任、
　　　張哲誠　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聯盟專員

目前在臺灣，法律對於「歧視」的定義不明，導致身心障礙者遭遇歧視對待時難以依法獲得保障，其他不同種族、性別、年齡或宗教信仰的人們，在面臨不同程度、形式的歧視的時候，也會碰到相同的狀況。

行政院人權及轉型正義處為了落實對不同群體的人權保障，在 2024 年 5 月 2 日公告了《反歧視法》草案，規範和定義什麼是歧視行為、受保障的對象、保障的範圍、賠償與救濟的方法、政府的義務等。

然而針對目前草案內容，未來是不是能達到抑止歧視行為的作用，身心障礙聯盟提出不同的觀點。

在上篇，我們建議草案要納入對「仇恨言論」的規範，抑止仇恨言論對人們的傷害、建議修正法條中的「保護」用詞，不再以「慈善觀點」將人視為需要受到保護的對象（客體）；

並具體說明目前《反歧視法》草案如何定義歧視，以及法條不完善的地方和問題，並對照韓國的《禁止歧視身心障礙者及救濟法》做為參考。本篇則接續提出我們對目前草案的建議。

一、立法前要有「合理調整」推動計畫，避免多數民眾未知即罰

草案已將「合理調整」納入相關條文，這是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中的重要概念，意指無論何時何地，只要身心障礙者在行使權利義務時，遇到了障礙，都有權利根據自己的情況和需求，請求個別化的調整。

例如：視覺障礙者因為看不清楚試卷上的字，在參加考試的時候遇到困難，有的人可能會需要一臺能夠放大字體的「擴視機」來閱讀試題、有的人可能需要視情況延長考試時間，才能和其他考生在平等的條件下一起參加考試。

如果考試單位拒絕提供可以執行的合理調整（例如，允許視障考生攜帶擴視機、延長考試時間等），根據目前的《反歧視法》草案，將會構成歧視。

然而，目前社會大眾和各公私機關可能還普遍不認識、不熟悉什麼是合理調整，在這樣的情況下立法，可能會導致「未知即罰」而造成反彈。

因此我們建議，在完成《反歧視法》立法之前，能夠先訂定合理調整推動計畫，讓大家認識：如果身心障礙者遇到困難，可以怎麼提出請求？什麼樣的請求才是合理調整？如果遇到爭議，有什麼仲裁的機制嗎？

並且在教育、就業、醫療等不同領域，訂定不同程度的合理調整基準，才能讓身心遇到困難的人，能夠和你我一樣有平等參與社會的機會。

二、草案訂有「請求損害賠償」權，但是門檻過高

目前草案訂有「賠償」和「救濟」相關辦法，讓民眾在受到歧視時，可以請求財產、名譽上的損害賠償。然而目前草案訂定的門檻偏高，例如，請求損害賠償的時效僅有 1 年（編註 1）。

編註 1：「損害賠償權」的時效規定

根據《反歧視法》草案第 24 條規定，反歧視法所訂定的「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道有損害、賠償義務人開始，1 年內不行使而消滅。

還有，如果因為同一個原因，造成多人權益受到侵害時，雖然可以由公益社團法人或財團法人代為提起訴訟，但其中一個資格要件是—— 必須是社員人數達到 100 人的公益社團法人、登記財產總額達新臺幣 1000 萬元的財團法人，才能代為提起訴訟。

我們認為這個門檻相當高。以身心障礙聯盟（以下簡稱「障盟」）為例，我們的社員（會員）是全國身心障礙相關協會、基金會，等於至少需要 100 個「團體」加入我們，才能達到這個門檻。對於其他地方性公益社團而言，要達到這個門檻更為困難。這樣的規範可能導致公益訴訟難以提出。

我們建議，考量法律的一致性，關於請求損害賠償的規定，應比照民法第 197 條，將時效延長為 2 年；

代為提起訴訟的資格，則只需保留目前草案中的 2 個要件就足夠—— 1. 組織章程訂有消弭歧視、促進平等或維護受歧視群體的權益 2. 組織設立許可在 3 年以上。

三、訴訟之前可以先有「行政裁罰」，主動監督改善歧視情境

從障盟處理民眾受歧視的陳情經驗中發現，身心障礙者和家屬最想要的未必是訴訟或賠償，而是「改變現狀」—— 改變在生活中遭受歧視的現況，獲得平等和有尊嚴的對待。

也就是說，雖然根據目前草案，《反歧視法》可以讓身心障礙者透過民事賠償機制，彌補因遭遇歧視而受到的權益侵害。但如果政府沒有介入要求做出歧視的一方限期改善，實際上還是無法改變身心障礙者在生活上遭遇歧視的問題。

例如，目前許多餐飲店、量販店及交通運輸場所，為了減少人力成本而廣設「多媒體事務機」（如統一超商的 ibon、速食店的自助點餐機），因為欠缺語音功能或點字，讓視覺障礙者無法自行操作；或是因為機器設置的高度過高，也可能讓輪椅使用者難以使用。

這樣的情形屬於《反歧視法》草案第 5 條所規範—— 大眾交易的提供過程（對公眾提供物品、設施或服務），不得基於身心障礙、性別、年齡等對特定人有歧視行為。

未來身心障礙者如果遇到這樣的情況，可以依法向個別店家索賠。但是商家數多，身心障礙者不太可能疲於奔命，對這些商家一一提出民事訴訟。

對店家而言，也可能不認為多媒體事務機無法讓身心障礙者操作會被視為「歧視」，在被訴時不知所措（作者註 2）。因此政府應該要對民營單位多些宣導，讓店家了解「如何讓身心障礙者有平等使用的機會？」才不會讓店家因為擔心遭訴歧視，反而不敢接待身心障礙者。

作者註 2：透過反歧視法，開始參與關於「平等」的討論

因為人們對身心障礙群體的不了解，時常會陷入「我沒有惡意，我不覺得這樣有歧視」的想法。如果《反歧視法》通過，根據目前草案中的賠償、救濟辦法，就能賦予障礙者有權利為不平等的狀況提出倡議；

被訴歧視的單位或當事人，也有權利透過舉證、辯論來討論「是不是構成歧視」。例如根據草案第 15 條，也訂有「不構成歧視」的要件。例如：如果身心障礙者要求店家改善無障礙設施所需要的費用和人力，遠大過其能夠負擔的成本，就有可能不構成歧視。

這也是《反歧視法》的意義，讓整個社會開始思考和討論何謂「平等」、什麼狀況可能讓障礙者遭受不平等的對待、什麼情況可能讓障礙者受到歧視等，這些原本就需要每個人一起參與討論。

因此我們建議，草案除了要保留民事訴訟的權利救濟管道，同時也應該納入「行政裁罰」，讓政府機關在身心障礙者尚未或無法提出民事訴訟，或民事訴訟尚未判決前，能有主動監督、敦促店家改善的義務。如此才能保障公共利益，減少類似的歧視行為再次發生。

四、提升社會的「平等意識」才是立法原意，政府有責任進行宣導

《反歧視法》的推動，除了立法禁止歧視，更重要的是提升社會大眾對「平等意識」的認識，也就是要了解社會上有人會因為不同的性別、種族、年齡，或是具有身心障礙特質等原因，而遭受不公平的對待。

例如：公園出入口為了阻擋汽機車違規進入而設置「車阻」，卻也造成輪椅使用者無法進入公園。根據身心障礙者向公園管理單位反應的經驗，曾得到這樣的回應：「如果身心障礙者需要進入公園，可以打電話通知專人前來將車阻暫時搬開或幫忙抬輪椅。」

但不論是設置車阻，或是由專人協助的方式排除困難，都是對於身心障礙者也有「平等參與的機會」認識不足、大幅提升障礙者參與社會的困難度，也在無形中踐踏了當事人的感受。

目前草案中也規範各級政府應積極辦理提升大眾平等意識的培訓、教育、宣導和研究，動輒提起訴訟、造成群體間的對立，反而不是推動本法的原意。

為避免這部法淪為宣示性質或造成濫訴，政府有責任對不同對象進行平權宣導，並檢視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應受保障的各類權益，是否都包含在《反歧視法》的保障中。

《反歧視法》的修法討論是一個開始，藉由修法的啟動，讓不同、多元的個體可以彼此認識與學習尊重，也期待政府在與各界充分討論後，讓不同族群在各個生活領域，可以透過政策與法治的變革，逐步實踐社會各層面的平權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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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反歧視＆平等的社會：
1. 塵封半世紀、我國首部人權公約，保障原住民、移工、新住民等不受歧視／ICERD 國際審查１
2. 平行報告還是平行時空？原住民、移工、難民處境，官方與民間各自表述／ICERD 國際審查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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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雙週報｜1/20-2/2】③ 脫口秀揶揄身心障礙者引發風波，開障礙者玩笑要考慮哪些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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