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受難家庭現可申請：提高賠償金、返還原財產，賠過也可能再補差額

責信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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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自 1945 年戰後，歷經超過 40 年的威權統治，從二二八事件到白色恐怖時期，當權者對人民的逮捕、鎮壓及殺害，這些政治暴力對於個人和歷史的記憶，都留下深刻且難以抹滅的傷痕。

國家為了彌補過去的錯誤，多年來持續推動「轉型正義」相關工作，作為修復創傷的重要一環，包括真相調查、對受難者及其家屬的賠償、向加害者究責等。過去行政院底下的「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促轉會）至 2022 年止已完成部分工作，4 年階段性任務期滿解編，未來的轉型正義事務交給 6 大部會接續推動。

2023 年 2 月，「財團法人威權統治時期國家不法行為被害者權利回復基金會」（權復會）應運而生，針對威權統治時期人身自由受到侵害、被剝奪財產，甚至失去性命的被害者與家屬，賠償金錢、返還被剝奪的土地、房屋或書籍等財產，致力於回復人民當年遭受侵害的權利。

提高賠償金額、返還原財產，經法務部認定後可申請

據促轉會統計，威權時期政治受難者共 22029 人。其中有一萬多人，是過去在「補償基金會」或「二二八基金會」已經賠償過的對象。但即使是已賠償過的人，因促轉會已全面檢討賠償制度，權復會依然能為他們帶來多項改變：提高賠償金額、返還原財產、財產賠償細緻化等。

權復會專員舉例，過去針對遭槍決的受難者，家屬可領取的賠償金上限為 600 萬元，但許多家屬質疑金額過低，「一條人命不能只有 600 萬」。如今，針對當年因威權統治受死刑、緝捕致死、遭受擊斃、凌虐致死或失蹤者，賠償金已提高至 1200 萬元。

財產賠償方面，現在法規也更加細緻。所有財產原則上採取「原物返還」，除非政府已經無法歸還，像是土地已經被作為公用道路用地，或是無法再取得的絕版書籍等，才會以金錢賠償。

也因此，只要是過去曾向二二八基金會、補償基金會等單位領過賠償的人，都可以向權復會申請差額賠償。但若是從沒申請過的被害者和家屬，需要先向法務部申請「國家不法認定」，等當年面臨的司法或行政上的不法對待被調查確認後，才能跟權復會申請賠償。

從申請法務部的國家不法認定，到權復會最終確認賠償結果，若案件特別複雜，或缺乏當年受害的證明資料，都需要進一步深入調查，整個過程可能需要經歷較長時間。但隨著受難者老去，為了讓他們即早平反冤屈、回復名譽，整個轉型正義工作極其艱鉅，簡直像在跟時間賽跑。

傷痛可能不被法律承認

權復會中，依照業務分成 3 大類，包括針對生命和人身自由賠償、針對財產賠償和返還，以及名譽回復申請及核發。過程中，也會適時支持申請人情緒、協助轉去其他支持單位。

權復會專員表示，啟動調查後，會跟法務部、國家檔案局、人權館或法院等單位，調閱資料及案卷，確認當年被害者受難的事實與期間，並依法作成賠償決定。

例如，被關 5 年 2 個月的受難者，依規定能獲賠 405 萬元。然而實際辦案時，會遇到各種複雜的案例。像是曾有受難者的後代來申請賠償，他自稱是家人唯一的孩子，但調查後發現，他其實是被「過房子女」。

當年臺灣傳統社會中，若家庭膝下無子，為了延續香火，常從兄弟或親戚間過繼孩子。但當時的過房書契，在我國法律中不被視為正式的收養關係，無法賠償。雖然申請人內心很難過，家裡的長輩也都說他是受難者的孩子，法律上卻不承認他們的親子關係，因此沒辦法以家人的血親身分，領到賠償金。

權復會也補充：「不是每個案件都能有申請人預期的結果。當申請人收到失望的通知時，我們只能陪伴他們一起走過這段路。我們也會從每一次的案件中，不斷反思自己的感受和狀態，思考怎麼面對這些心情。」

被害者及家屬要的是國家承認錯誤

關於財產的返還，會需要較多時間來調查。例如，需確認被沒收的土地，是否有經過分割、合併。例如一筆土地可能被分割成 3 筆，後來又各自被其他人的土地合併等異動，調查就會很費工夫。若當年被沒收了數十筆甚至百筆土地，那每一筆都要經過仔細查核，過程極為繁瑣。

權復會專員指出，被害者遭沒收的財產，有時並未記載在判決書中，要比對其他的資料才能核實。或例如，申請人提到在民國 42 年被沒收一輛日產汽車，專員會需要到國家圖書館查找當年的報紙或廣告，確定車輛當年的價值。若需向其他單位詢問或調閱資料，文書往來也會耗費不少時間。

以二二八事件為例，多數情況是「有人衝進我家把東西搶走」，幾乎沒有留下具體證據。專員只能盡力把握每個細節，查閱相關資料，再比對當前的證言與過去紀錄是否一致。

並且，若是受難者過世，在權復會作成決定前，必須先確認所有繼承權人是誰，再請他們完成「財產分割協議書」。這個階段常面臨找不到人、家庭關係不和睦無法達成共識等困難。權復會專員無奈道：「好不容易走到最後一步，卻因協議書寫不完、賠償金發不出去，真的是很大的難題。」

僅管如此，過程中的許多回饋還是深具意義：「曾有些受難者跟我們說，比起金錢，更重要的是賠償的這個決定，代表國家承認搶走他的東西。」

「也有子女說，他會去父親的牌位前講述這一切。有些子女也因為替長輩申請賠償，之後主動查閱資料，進而更了解自己的家人。」

「這些話語，都是支撐我們繼續工作的力量。每個人獲得的東西也不盡相同。」

情緒支持、接軌衛福部支持據點

當被害者及家屬提出申請、傾訴自身或家族受難的經歷和感受時，權復會另有一名「心理諮詢專員」能夠適時承接。

該專員提到：「當承辦人員為了推進申請案進度，例如詢問申請人，阿公被沒收的田地在北區還是南區？對方可能會激動反問，國家不是都有檔案嗎？或是申請人來申請時，會主動提及因為家族受難事件承受的辛苦和影響。」

「遇到申請人表達受難經驗、突然湧現情緒等狀況，心理諮詢專員會適時協助溝通與回應，或和衛福部的政治受難者及家屬支持據點保持聯絡，希望協助受難者及家屬接觸到更多服務，讓他們感受到支持與理解。因為政治暴力帶來的創傷，不僅是對當下帶來衝擊，也會破壞人的關係，影響受難者和後代子女的生活，每個人的創傷樣貌也都不一樣。」

例如，過去長輩因為被告密、被冠上政治犯之名遭受監禁，而呈現難以信任他人的樣貌；身體因刑求承受的傷害也可能以噩夢或慢性疼痛的形式持續侵擾生活；出獄返家後又擔心家人被特務跟蹤，為了回應自身想保護家人的心情，也可能出現極力掌握家人社交關係的狀態。

受難者二代則可能被當時社會貼上政治犯子女的標籤，無論在求學、求職等生涯規畫都面臨挑戰；到了第三代，家族中的其他長輩，常將這段歷史視為不能說的祕密，如此隨著時間推移，逐漸造成整個家庭記憶和關係的斷裂。這些幽微的影響，都需要熟悉政治暴力創傷後，才能有所察覺、適切回應。

此外，在調閱相關資料、看到被害者遭槍決的照片，或申請人還沒等到賠償結果就離世等，都可能讓權復會自己的調查工作者產生衝擊、自責或無力感。此時心理諮詢專員也會適時給予關懷，成為彼此的後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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