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2. 先是一個人，然後是香港人，然後是社工／反逃犯條例香港直擊

重點摘要

2018 年 12 月 13 日，臺北地檢署正式通緝年初在臺遭殺害的港人潘曉穎命案疑犯陳同佳，希望香港政府能將潛逃回港的陳同佳引渡回臺受審。

然而，香港與臺灣之間不僅沒有引渡協議，就算要以個案處理也無法通融。因為國際間的引渡精神，建立在締約國必須擁有健全的司法與法治環境，使被引渡的疑犯能在公平公正的情況下受審。也因此，香港的可引渡地區一向不包括惡名昭彰的「中央人民政府或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任何其他部分政府」，而儘管臺港之間近年經濟犯罪、電信與網路詐騙、兇殺案、洗錢等犯罪日趨嚴重，但因香港政府不意外的將臺灣視為「中國的一部分」，因此無法被歸類為可引渡地區。

尚未定罪的「疑犯」不能被引渡到內地，此法令對許多香港人來說，並非如某些人所傳，是香港司法中的「漏洞」，反而被認為是英國治下在回歸前為香港設下的「防火牆」，使在港中外人士不會被輕易「送中」。沒想到，今年 2 月 13 日，港府藉潘曉穎命案正式提出修改《逃犯條例》與《刑事互助條例》，意圖刪除上述引渡地區限制。　

反修惡法，社福界第一個號召罷工

僅管臺灣陸委會即刻表示，不會同意香港政府修改引渡條例，多次重申不會接受在此前提下的移交，但香港政府在特首林鄭月娥與親中建制派議員主導下，即使面對 6 月 9 日香港史無前例高達 103 萬人上街遊行抗議修法，依然執意將條例強闖立法會三讀通過。

6 月 11 日，香港逾 52 個社福界和宗教團體宣佈將於隔日草案二讀時發起罷工。在香港體制近 30 個界別分類中（含航運交通界、教育界、法律界、商界、金融界等），社會福利界是第一個站出來號召罷工的，其反應迅速而堅定，由長期致力於社會救助與福利發展的工黨議員張超雄、社福界立法會邵家臻議員辦事處（註：邵家臻本為社福界唯一席次議員代表，但因占中案正身陷囹圇）、社工復興運動、社會工作者總工會、社會福利機構員工會等團體號召而起。

即使至 6 月 16 日特首林鄭月娥公開致歉並承諾暫緩修法後，因不滿「暫緩」並非「撤回」，且民間多項訴求皆被忽略，社福界隔日（6/17）仍持續發動罷工，已有數百名社工響應。

然而，不管從社會還是政治層面考量，社福界的罷工影響都極為迂迴。通常罷工是為了打破社會常規與節奏，以此對權力中心施壓。如空姐或機師罷工，氣憤的旅客與流失的客戶會讓航空公司倍感壓力，被迫儘速解決爭議。然而社會福利界做的是緊急救助與社會保障等工作，一旦罷工，受影響的都是相較之下更沒有聲音的邊緣弱勢族群。

此外，香港社福界也聲明，像老人送餐或機構緊急服務等將不會停下，不在罷工之列。且許多社會工作者雖迅速響應，但考量到受服務對象的權益，很「貼心」的以輪班、調班等方式，同事間互相支援著停工。例如有人上午去抗爭現場「罷工」，下午回去上班，有人則自行請假施行罷工。「我們連罷工都替政府考慮周到，這也是社福專業的一部分啦！」社會福利政策研究員黃慧賢苦笑說。

6/12（三）港人上街自發占路，反對港府罔顧民意，修改《逃犯條例》。攝影／葉靜倫

社福界罷工，作為一種道德力量

既是如此，又如何以罷工施壓於政府？

「確實，我們罷工的受害者都是一些弱勢，當權者多半會覺得跟自己無關。對他們來說，最重要的是不要影響經濟和交通就好。」香港工黨議員張超雄說：「但社福界罷工，是作為一種道德力量，而非經濟力量。政府既無視百萬人的聲音，我們認為情況已嚴重到必須表態。這是一個號召，總要有人帶頭。」

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社總）總幹事許麗明強調，社福界罷工雖然不是空前，但也極為罕見，且此次無論是人數或動員力都鮮少如此團結。過往讓社福界走上罷工一途的，除了 2014 年的雨傘運動，近期只有 2007 年為了抗議政府針對社福界「整筆撥款」制度而起。此次決意罷工，最終目的當然是要求政府撤回《逃犯條例》，且工會已決定若真的情況「壞到底」，政府執意通過，將連緊急社會服務都停下。「我們是不可能放棄的，但大家都不希望走到這個地步。」許麗明說。

事實上，政治性罷工與勞資罷工不同，以香港法律來說，政治性罷工者並未受法律保障，一旦利用上班時間參與抗爭，雇主是可以視同曠職甚至秋後算帳的，但許多社福基層工作者依然堅持響應。

「不管多小的影響，我們都認為要堅持下去。」社會福利機構員工會理事張貴豪平日身為青少年服務社工，他舉例說罷工後許多青少年中心的輔導班與活動、會議等都取消，對青少年來說正好也是種公民教育，把握機會讓他們知道現在發生了什麼事，並且表達一個態度。

張貴豪與許多工會成員其實反對社工「請假去罷工」，他認為這並非一開始號召罷工的精神，但他也理解社工在顧及服務對象與抗爭表態間求全的心態。社工復興運動成員鄧寶山則指出，此次罷工發起得非常快，若有時間遊說各機構管理層支持，對各個罷工的社會工作者來說會較有保障。

從服務第一線，到抗爭第一線

在香港，依張超雄所言，近半的社福組織經常性的接受政府資金進行社會服務。且與臺灣不同，許多組織接受政府資金的收入比例高達 8-9 成，其對外募款的比例與能力極低。這使得機構經營者鮮少能與政府抗衡，「有規模的組織都倚賴政府撥款，管理層大部分很保守，不敢得罪政府，與前線工作者也很有距離。」張超雄說。

然而也正因此，更能看出此次反送中的響應多麼有違常態。

6 月 13 日，也就是在社福界號召罷工與警民暴力衝突的隔天，166 位香港社福機構總幹事及前任總幹事發表聯署聲明，要求特首暫緩修訂《逃犯條例》，重啟社會諮詢。

這份聲明由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社聯）發出，社聯是由 400 多個社福團體集結而成的聯盟，其會員組織工作涵蓋香港近 9 成的社會服務，各組織平日互動非常緊密，且活躍成員大部分皆為各組織管理層。此次聲明雖以各機構總幹事個人名義聯署，但聯署人皆為社福領域資深前輩，且以社聯代表發出，實則已相當於各社福機構的表態，這在過去是鮮少未見的。

社總總幹事許麗明亦表明：「總工會已發了一封信給各機構的管理層，要他們針對罷工安排一些調整，但維持緊急服務。各管理層基本上其實是支持的，有的也用自己的方法去做。例如政治罷工其實不能作為請假的理由，但主管至少可以讓它們不要變成曠職。」

不僅是社工，更因為「我是香港人」

「當然不是每個機構都支持，有些機構也不准員工談這些。但我們還是有些朋友會想辦法討論這些事。」社工復興運動成員陳順意從事社區長者服務 5 年，她跟許多人一樣早就料到政府不會輕易撤回《逃犯條例》，知道這場罷工將會是長期抗戰。但她直言：「社工的價值是推動社會公義（正義），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要第一個走出來，希望能在其他界別造成串聯效應。」

陳順意指出，這次出來反對《逃犯條例》的，包括一些過往不會走出來的宗教與保守團體，甚至是親中建制派人士，這是大家的一線希望。但話峰一轉，她也強調：「其實我們罷工也不只因為自己是社工，而是因為我們是香港人。我身邊很多不是社工的朋友也都參與抗爭，你對一個地方有感情、有身分認同，就會很想為它付出、為它做些什麼，讓你愛的地方不要變得墮落。」

曾做過戒毒、家庭與精神障礙者服務的社工吳偉明則說：「2003 年 50 萬人上街反對基本法 23 條是我第一次出來遊行。後來雨傘運動我們爭取真普選，但中共很清楚的告訴你真普選也沒了。我做社工 17 年，社會工作真的讓我看到很多底層的事，看到很多體制的問題，而很多政策推動不了就是因為人民沒有權、沒有票。什麼一國兩制，我們被共產黨和香港政府騙了！」

「說到底，社工身分只是加強了我參與抗爭的動力、社工教育讓我學會看到問題的制度面。但無論如何，我就是個香港人。如果走到這一步還沒有反應，我還是個人嗎？」吳偉明忿忿說。

社福政策研究員黃慧賢則補充，罷工和參與社運的成本其實不小，尤其他們平時接觸的許多經濟弱勢，根本不可能請假上街頭。對許多社工來說，罷工也是在為其他無法負擔抗爭的人發聲：「首先是一個人，捍衛我們的人權；然後是一個香港人，捍衛我們的自由；然後是一個社工，以社工的方式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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