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1. 工黨議員張超雄：當權者若不懸崖勒馬，將會永無寧日／反逃犯條例香港直擊
（主圖取自社工復興運動 Reclaiming Social Work Movement 粉專）
香港特區政府從今年 2 月起準備強修《逃犯條例》，意外開啟民間與民主派長達 4 個多月的抗爭。《逃犯條例》若修法通過，香港人只要觸犯中國刑法，皆可被強迫引渡至內地受審。「根據中國刑法，中國人在世界『任何地方』犯了罪，只要受害的是中國公民，都視同在中國犯罪。換句話說，你在香港網路上發一則貼文讓北京感到威脅，他們也能將你視作嫌疑犯引渡。」工黨立法會議員張超雄說。
既然在尚未定罪、還是「嫌」犯的情況下就能引渡，其觸法的解釋空間就顯得異常寬鬆，只要當局認定你「可能」有什麼「嫌疑」，都可以要求（命令）香港政府引渡。且考量到中國獨裁政府治下的司法系統，鮮少人對其引渡後能得到的公正審判懷抱信心。
雪上加霜的是，此條例還有追溯期。中國刑法中不少罪刑追溯期是 7 年，但張超雄強調：「如果這罪刑已在調查或審理中而你逃避了，那就是無限期追溯。」因此，許多香港人害怕「我 10 年前到過內地，如果他要說我當時觸法也不是不可能。」確是其來有自。
張超雄指出，從北京政府長期監禁、抓補異議人士聲名狼藉的過往來看，人民的恐懼自有道理，但問題的核心在於「這是賦予北京可以抓捕任何人的權力」。
「他們當然不會抓所有人，只會抓一小群人，但只要它有這個權力，整個社會就會活在恐懼之中。以後做什麼、說什麼都要萬分小心。」張超雄補充：「此外，我們也不能肯定自己一生都不會去內地，就算不在內地，也無法肯定在香港做的事不會被羅織罪名。」
條例一旦通過，維權工作者易遭引渡
張超雄曾任教於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後轉戰政界擔任社會福利界立法會議員，現則為工黨立法會議員。他長期致力於香港社會福利發展，在體制內推動多項倡議與行政監督，包括受刑人權、私營養老院管理及身心障礙機構改革、阻止裁減低收入補助、抵制政府針對社福界的整筆過撥款制度等。
張超雄的憂心並非空穴來風。在香港體制分類中近 30 種界別裡，他投入多年的社會福利界約莫跟商業界一樣，是《逃犯條例》若通過後極易被抓捕的幾個高危險群。「我們有愈來愈多從事社會工作的朋友很頻繁要去內地工作，尤其許多人會去擔任督導，教他們如何管理機構，以及個案研究和社區組織方法等，這些都不是一次性或短暫的交流，而是系統性的、長期的教育。」
「內地也有些人本來就在為勞工或底層工人爭權、爭取工商賠償或工作保障，這些都牽涉到當權者和基層之間的衝突，其實就是維權工作。香港人進去內地協助這些工作，在《逃犯條例》的定義中，是很可能被引渡的。」張超雄說。
民主被一點一滴奪走，猶如溫水煮青蛙
當然，香港人要被「送中」，需要香港特區政府同意。但自 97 後到現在，香港人對政府的信心已經飛快流失。
「具體的差別不是一天就發生的，一切都是溫水煮青蛙。」社工復興運動成員鄧寶山說：「當年香港人面對 97 大限，很多人想像回歸第 2 天醒來就是世界末日，其實不是，權利和自由是被一點一點奪走的。例如選舉，以前任何人都可以參選，現在你的政治主張會決定你能不能選。」
鄧寶山指出，參選人連在臉書上的貼文和留言都可能被拿來檢視，而且還不是由法院裁定、剝奪參選權，而是一個選舉事務處的行政主任就能輕易判定你「不擁護基本法」而禁止參選，「你不同意他的主張可以不選他，但你怎麼可以不讓他參選？」鄧寶山忿忿說。
「 2003 年特區政府想要強推國家安全法（基本法 23 條，引發 50 萬港人上街抵制）、2014 年雨傘運動爭取真普選未竟全功，到 2016 年很多民主派議員被 DQ（Disqualify，即褫奪議員資格）……」鄧寶山細數 20 多年來香港如滑波般流失的公民實權，感嘆中共即使承諾 97 回歸後一國兩制將持續 50 年，但香港維繫民主素質的選舉早已名存實亡。
愈發窘迫的現實，與落在生活中的恐懼
鄧寶山投入社會服務超過 10 年，曾從事勞工服務及倡議，之後在香港支援發展中國家的救災及社區工作，現則投入香港居住權倡議，尤其重視近年來引起多方關注的劏房現象（指租戶們蝸居在 1 坪上下極小空間中求存的景象）。
「這些人為什麼被迫住在這麼差的環境裡？仔細想想就知道這還是回歸到普選制度。香港奉行行政主導體制，行政長官不是一人一票民選而出，根本不需要回應民意，只要滿足 1200 名選委的意願就好，其中包括財團及親中建制派力量。政府為了保障地產開發商與資本家的利益，導致房價失控也沒人管。」鄧寶山愈講愈激動：「我們不斷爭取恢復租務管制，但政府無動於衷，如今很多人的居住環境都沒有保障，租戶被業主迫遷、租金疊加，無從反抗，這是很實際的制度壓迫。」
鄧寶山指出，經濟困難的人口增加，社會危機一觸即發，壓迫愈大反抗也愈大。然而，在香港獨特的處境下，市民被長久灌輸奉公守法的社會秩序觀念，自力更生成為主流意識形態，消磨底層人民的反抗意志。當人墜入三餐不繼的牢籠中，現實生活的壓力也令他們更難以被動員組織，也沒有意願參與爭權和各種倡議行動。如果再加上言論自由與人身安全的打壓，即使是了解問題、極欲挑戰政府制度的社工也會因恐懼而自我審查。
與此同時，社會福利機構員工會理事張貴豪對《逃犯條例》的危機意識也感同身受。張貴豪從事社工 5 年，服務的都是各種被教育體制邊緣化的青少年，這些青少年平時根本不關注社會議題，但一天到晚跑去內地玩。「我的單位就在香港北區，跟大陸的深圳只有一條河的距離！這些青少年基本上每個週末都跑去深圳喝酒、上舞廳。612 暴力衝突前，在他們的認知裡，中國是個很快樂的國度，很繁華很好玩。」
在張貴豪的理解中，自己和這群一天到晚往內地跑的青少年因此同樣成為《逃犯條例》的高危險群。一方面，想要探究青少年困境的根源，自然必須檢討教育與社會保障制度，然而在他眼中，港臺跟中國對公理正義、人權、人身自由與言論自由的標準有根本上的不同，且極權政府也是不容挑戰的。
另一方面，服務內容也會因此受限。「有時候我們為了跟青少年建立關係，並且引導他們思考議題，會在 IG 上做些好玩的東西，例如改國歌、罵領導等。這些事在條例通過之後根本不可能做，前幾天我同事要發這類東西前，竟然開始擔心人身安全，這是我們第一次非常真實的感受到，那種落在生活細節中的恐懼。」
香港人的覺醒，街頭與議會裡應外合
「拜託，其實每個人都知道這條例不是為了什麼司法人權、臺灣引渡嘛！」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社總）總幹事許麗明撇嘴說：「條例只是為了打壓一些人，而社工就是這群人之一，因為我們的工作就是在為人爭權。條例一旦通過，社工就無法真的幫助到這些受服務者。」
在香港 20 年來選舉制度崩壞後，當年放下教職走進議會的張超雄，現在還相信從體制內改革的社會發展路線嗎？畢竟在如今的香港立法會中，民主派無論在席次與議事規則上都被壓制得體無完膚。
「當然中央如果堅持要通過條例，那是一定能過的，它的權力很大。」張超雄重申：「但就是在這樣的景況下，進入體制才更加重要。立法會（立法院）始終是唯一一個當權者必須面對人民質問的地方，不是嗎？你在街頭是找不到官員的，他們很少會出席民間活動，只會出去參加典禮。」張超雄強調，立法會是這種局勢下的重要戰場，人民（民代）不只可以在這裡強迫當權者回應，還可以設定要推動的議題，透過媒體報導引起討論。
「當然，光靠立法會裡的佈局是不夠的，民間必須裡應外合。」張超雄笑說：「就像這次，我們其實也沒想到會有超過百萬人出來，612 這天也很驚人，這些年輕人全都是自發的，沒有人特別組織，他們早上 7 點就來了，這可不是年輕人平常起床的時間啊！我們說的可是幾萬人啊！」
「我們知道香港人已經有了一種覺醒，經過 612 的暴力衝突，這種覺醒與意志只會更堅強。所以我覺得一切還是很有希望的。」張超雄最後正色表示：「我希望北京與香港特區政府要懂得懸崖勒馬。因為在這種覺醒之下，以後條例就算真的還是硬過，當權者也必將──」他一個字一個字的說：「永、無、寧、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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