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收審核｜社福中心篇２】低收入家訪社工：民代施壓、彈性條款變調，什麼都要會但也通通沒力做
編按：在臺灣，嚴苛的低收申請門檻導致許多貧窮家庭生活受困，卻被排除在社會救助之外，相關法條亦年久失修。數個長年服務貧弱者的民間團體因而組成「社會救助修法聯盟」，在 2023 年正式啟動修法倡議。
其中，服務無家者的團體「人生百味」觀察到，每當修法聯盟提出制度性問題和修法訴求時，常常收到公部門的回應：「我們只能依法行政」、「公部門能做的有限」，從他們的回應中，總能感受到緊張和壓力。
人生百味因而開啟了訪談計畫，總計訪談 10 位現在（或曾經）執行低收審核業務的公部門工作者，希望從另一個角度理解制度究竟出了什麼問題，為什麼連工作者都緊繃、受傷？並與多多益善合作規畫為【低收送審後，公務員怎麼了】專題。
本篇為特輯第 4 篇，由人生百味社工許庭筠主訪＆撰寫，深入看見社福中心社工使用「539 彈性條款」的困難與掙扎，以及面對民代不時威脅「凍結預算」的審案壓力。
文／許庭筠 人生百味重修舊好社工
社福中心有一群社工們，負責檢核未通過的低收入戶案（註 1），他們時常懷疑自己是否是一個合格的助人者，也時常在審查工作中遇到困難、疲憊的時刻。
註 1：未通過初、複審的低收案
民眾申請低收入戶會先經過公所初審，有些縣市還會經過社會局處複審，當審核未通過，或被取消低收資格時，民眾可以提出「申復」要求重新審查。社會局處收到申復後，會判斷這個案件是否需要轉交當地社福中心的社工重新檢核。
例如，為了檢核個案的低收申請資料，社工要埋頭計算個案的工作收入、勞保級距、家庭總收入，甚至會碰到有關保險、房地產價值等複雜的計算。這些都沒有電腦的輔助，只有一臺計算機，就像在解一題難解的數學題（見篇 3）。
相較於以書審為主的初複審階段（見篇 1、篇 2），社福中心社工還需要進行家庭訪視，確認個案的居住地、收入、家庭關係等實際狀況。一方面要為社會救助系統進行審核評估，不得不在訪視時當起「偵探」；另一方面要視情況為陷困的民眾開案服務，身兼「防弊」與「助人者」的雙重角色。
前篇從 5 位社工的經驗看見這些實務困境，本篇則深入社工的訪視場景，看見訪視工作中讓社工感到最困難的情況——「539 條款」的運用，以及面對「民代介入」的情境。
如何確認家人真的沒聯絡？審案社工的各種困難
被送入社福中心社工手上重審的低收案件，大多是由於個案條件處於模糊界線，需要進一步的評估。例如，民眾一開始申請低收入戶時，初、複審單位會以「家戶」為單位（註 2）審核民眾擁有的收入和財產。但是現代家庭型態多元，許多民眾實際上已經沒有和家人「同居共財」，或甚至已經「沒有往來」，家人的所得卻還得被計算進家庭總收入。
註 2：以家戶為單位審核低收資格
依照現行《社會救助法》，審核低收戶入資格時，包括申請者本人、配偶、父母子女，或共同生活的直系血親，全家收入必須綁在一起計算。（參考：【消失的窮人２】父債子還、貧窮世襲，我願意為窮困家人犧牲到什麼程度？）
「我跟我爸（媽）都沒聯絡這麼久了，怎麼還會計他？」、「我很久以前就離開家裡了，我沒養過那個女兒，現在怎麼會要求她該養我？」這類情境屢見不鮮。
這些民眾經濟陷困，低收申請卻未能通過，因而提起申復，案件被送入社福中心。對此，《社會救助法》在 2010 年修法新增「539 條款」（第 5 條第 3 項第 9 款）—— 社福中心社工可以透過現場訪視，實際了解民眾的家庭狀況，自行判斷民眾「哪些親屬需要計入（總收入）、哪些不用」。
然而實際上 539 條款常常被當作「最後的武器」，非必要時不會使用。那制定這個條款有什麼用？為什麼社工們都不使用？
我們訪談了多位社福中心社工，發現社工使用 539 條款時必須背負著壓力，這個壓力源自於：社福預算這塊大餅就只有這麼多，必須確保被分到這些餅的人，都是真正需要的人。
畢業後就到社會救助科工作的社工阿辰（化名）就表示，當判斷個案需要幫助時，他會先以其他方法試著協助個案（包括為個案引入民間資源，如轉介給 NGO 服務），除非真的窮盡所有選項都還幫不了個案時，才會評估使用 539 條款。
「因為如果走到這條的話（使用 539 條款），其實對工作者、機關或中央而言，都是一個會需要受到更多檢視的案件，所以在使用上需要更加嚴謹。」阿辰說。
此外，「家庭關係」是 539 條款裡很關鍵的判斷條件，如果社工透過訪視了解到低收申請當事人和家人還有互動，就會判定家人之間「有互相幫忙的機會」，而不能使用 539 條款。
在另一個縣市的社工小花就曾被個案質疑為什麼無法使用 539 條款：
有一位個案在我們社福中心總共被服務了 3 年（低收資格須每年重新覆核），前 2 年其他社工有使用 539 條款協助這位個案申請到低收資格，但第 3 年我接手服務個案時，我透過自己的判斷，決定不使用 539 條款。
原因是，這位個案與他已成年的孩子還有聯繫，雖然彼此關係不好但還是有互動。我真的很努力想要幫他們（取得低收資格），甚至連續 4 天去家訪，但個案還是沒有辦法提出自己與孩子沒有往來的證明。
我也有聯繫個案的孩子請他協助，不過對方不願配合。後來我跟個案說明，就算和家人「只有一點點」的互動，都無法使用 539 條款。但個案非常不理解，甚至責怪我「為什麼之前可以，現在卻不行？」我想他現在應該很恨我吧！
內心糾結的小花說：「這個個案沒有證據證明與子女沒有往來，在 539 條款裡，你們就是不能有任何互動，所以不能使用這個條款。不過，或許他們真的需要補助才能夠生活。」
民代施壓社工、介入專業判斷，無奈、氣憤卻不得不配合？
此外，在社工審核過程中，有民眾會找民意代表幫忙協調，多數社工表示民代給予社工們許多壓力。
阿辰就曾經在家訪時遇到民代在現場下指導棋，讓他無所適從—— 那時民代坐在民眾旁邊，對著阿辰說：「今天我是以親戚的身分、關心的立場來的。沒關係，社工給你講、給你問！」這讓阿辰感到非常不爽，但又無法直說。
最後，阿辰只好在民代「盯場」的壓力下，和民眾一起想解套（通過低收審核）方法。阿辰表示，後續他在安排這位民眾的福利資源時，都會把他的順位排在後面一點，他無奈的說：「這就是我們（社工）默默能做的，小小的抗議嗎？」
也有民代會用明年度的預算當做威脅條件—— 如果社工不配合（通過審核），他們就要砍掉（刪減）、凍結社福中心的預算。在公部門打滾多年的社工阿方就遇過把「凍結預算」掛在嘴邊的民代。
對阿方來說，如果協助 1 位民眾取得低收資格，社福中心 1 年要付出約 10 萬元的低收補助額；然而如果不配合民代的施壓、不予民眾通過審核的話，則可能影響到社福中心一整年幾千萬的方案預算。而預算又會影響到工作進行方式、辦理活動的品質等，因此社工們往往不得不舉雙手投降，「有時候你不可能為了 10 萬元，去阻擋 1000 萬元。」阿方說。
此外，民代介入低收審查，也凸顯社工的專業不被重視，社工們因此感到專業被質疑，也會懷疑自己的專業判斷。
例如小花，他總在自己工作範圍內竭盡所能憑藉專業來了解個案，卻在工作第一年，就遇到自己原先判斷「資格不符」的民眾，因為找了民代關說，而不得不讓他通過，讓小花感到氣憤、氣餒。
「我那時候滿生氣的，我就覺得，那你要我們（社工）去評幹嘛？如果你們都可以直接給他低收（資格）的話，那之後也不用我們去做（審核）。以這個案子來說，我們覺得他沒需要（低收入戶資格），為什麼到最後他卻有？那我們是在做白工。」小花氣憤的表示。
這樣的狀況，也讓阿方擔心，往後民眾是否都會用民代介入的方式拿到福利資格？這些民眾會不會傳授同樣的手段給其他人？阿方表示，那社會救助制度的意義就會消失。
不過有些時候，民代其實也可以是民眾與社工之間的橋樑。像是阿辰曾遇過民代在訪視現場和民眾一起了解狀況後，反而能更接地氣的和民眾解釋為什麼他的資格不符。這個時候，民代與社工就站在同一陣線，也會讓社工減輕負擔。
從這些社工的分享中，我們可以看出整個社會救助制度的不足。對民眾來說，必須利用民代來爭取福利資格，是不得不的最後手段，如果能夠透過正常程序拿到福利資格，相信沒有人會希望為難任何人。
社福中心業務多樣，社工過勞像八爪章魚、什麼都要會
透過社工們的分享也發現，大家都在不健康的職場上負重前行。
小高是一位已經離職的社福中心社工，他認為目前的政策，讓社福中心的社工們常常需要具備多項才能，才能同時處理不同種類的工作，大家時時刻刻都處在「burn out」（蠟燭多頭燒、筋疲力竭）的狀態。
小高有些激動的說：「社會局聘你進去之後，你要做很多種業務。例如做兒少發展業務的社工，進去也不是只有做這個啊！也要做低收、中低收的申復，也要做緊急安置，還有老人保護⋯⋯不同業務牽涉不同法規，所以你要熟悉的法規，不會只有《社救法》跟 539 條款那麼簡單。」
「我覺得會很錯亂，就是腦筋很耗損，因為你不是只深入了解一門專業就好，你是多門都要深入。所以（社工）通常待不久 ，待得久的真的就是非常佩服。」
最後，阿方為這個工作下了一個註解：「在燃燒殆盡的狀況之下，我們只能抱持『多一案不如少一案』的想法。你會想說，好，我就是盡到我該做的事情，而不是我要把事情做好。現行制度可能就是會讓這些社工變成這樣子。」
後記：建議民眾打「扶養訴訟」，是在浪費司法資源嗎？
社福中心社工在個案檢核的過程中，除了可能使用 539 條款協助民眾，也可能告訴民眾可以運用「打扶養義務訴訟」的方式取得低收資格。
後者可能會讓社工們被認為是放棄自己的彈性裁量空間、鼓勵民眾打扶養訴訟、浪費司法資源。然而事實上是這樣嗎？我們從受訪社工的分享聽見現實的狀況——
因為低收資格每一年都要經過公所、社會局覆核，即便社福中心社工使用 539 條款幫助個案取得低收身分，到了明年覆核時，個案通常又會再次被擋下、個案會再次提出申復、案件被送入社福中心，社工得要再一次評估使用 539 條款。
社工小花說：「通常這種簽了（使用 539 條款），就會再繼續簽，幾乎每年都會一直申復下去。我就一直覺得很怪，我就覺得這個案件，我到底是要 hold 多久？我簽給他這個，他（生活）已經變得穩定了，那我要繼續為他做什麼？」
另一位社工阿方說，為了避免個案每一年覆核時又被擋下、無止盡的使用 539 條款，就會建議個案去打「扶養訴訟」一勞永逸。以阿方曾經手的個案情況為例：
一位獨居的伯伯有一個孩子，他跟孩子很不親，但孩子的薪水被計入他的家庭總收入，使得他無法取得低收資格，難以支應房租和生活費。在現行制度下，只能使用 539 條款，由社工親自判斷伯伯是否符合資格，或是由伯伯提出扶養義務訴訟，再由法官狀況判決子女「不需要扶養（伯伯）」。
阿方說，社工也知道，法院對於社政端一直去提撫養義務訴訟這件事，會覺得很浪費司法資源。但是，只有取得法院判決證明，個案未來才有機會直接通過審核，才不用讓社工每年都再針對同一案件審資料、寫報告。
因此事實上，並不是社工希望大家都去打訴訟，而是因為目前社會救助制度的困難，有時候如果不使用（訴訟），社工日後就必須肩負額外的負擔。
專題總頁：【專題｜低收審核】低收送審後，公務員怎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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