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昀／精神病人與社福的距離：累積病歷換取「資格」，除了醫療沒有更好的選擇？

前年《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修法時，我在衛福部的會議上分享了我與周邊朋友的親身經歷，包含在醫院或機構內遭監禁毆打、強迫打針、羞辱等慘況。因為機構內門禁森嚴、公共電話被管制，加上手機被沒收，說了也沒證據，要活下來只能靠自己。

我用這些故事來說明，只在機構出事後懲處負責人是不夠的，應該修法改善監管情況，像是院內要有攝影蒐證、良善的申訴系統，或至少可以讓人打電話出來求助，都有辦法避免憾事發生，但目前行政院版本的身權法修法草案，都不做這些重要的事。

我發抖著發言完，一個社福大佬（社福界資深前輩）轉過頭來嗆我：「精神障礙者？臺灣沒有精障機構，你在胡說什麼？精神障礙者是精衛法管，不歸身權法管。」

可是精神障礙者也是身心障礙者，身權法當然需要保障。臺灣不只有精神障礙的機構，甚至還有提供相關的補助，而且，發生在我身上的事，都是真的。為什麼要這麼粗暴的駁斥我？為什麼要說謊？精神障礙者就不是社福團體願意幫助的對象嗎？

但沒有人幫我說話，最後我默默坐下，眼淚不停落下來。沒有人在意障礙者發生的痛苦，官員和社福大佬有說有笑。

需要醫療以外的協助，卻沒有可用的社福資源

政府在（社會福利）標案中是出資的甲方，社福團體是承接的乙方 ，受服務的障礙者卻連丙方都不是。這些資源理論上是為了幫助障礙者而生，養活了很多公務員，很多專業人員，但我既找不到工作，也得日夜活在被送入社福機構虐待的恐懼中。

政府列管所有精神障礙者，會定期打電話來，或派有訪員會在家裡附近偷看。這些與其說是騷擾，更像是監控。我知道最安全的做法是演出我很好的樣子，而不是向他們求助。我在學校向諮商中心求助時，被送入了醫院；我打安心專線時，對方替我報警；我和社工說我繳不起房租，對方建議我去住康復之家。任何一個服務，都得用自由來換，那不是幫助，那是交易。

我來尋求不同專業的幫助，就是因為我需要醫療以外的協助。但除了精神醫療，也沒其他服務可用，人們不斷的在社區與醫院旋轉門往返，就是因為社福做得太少、太不合用。

我在發病第 2 年拿到永久期效的重大傷病卡，卻遲遲到 6 年後才拿到身心障礙證明。臺灣需要身心障礙證明作為社福資格，才能使用相關服務。目前精神障礙能用的服務很少，就是協助就業、復健等。服務提供的少，所以預算花的錢也少，卻「擔心被濫用」，要求極高的門檻才能獲得使用資格。

此外核可的程度也低（可能是中度以上的障礙程度，只給輕度），被判定為輕度的精神障礙者，多少人找不到工作，甚至入住康復之家、慢性病房等機構？別的障礙別，卻多是中重度才會如此。

大多數的服務，也都是以評估「身體障礙」為邏輯設計的，如交通服務、個人助理服務，然而有些精障者無法自己搭公車，或是需要人協助生活，卻很難申請到這些服務。

精障者確實可以「自己移動」，我同意占用復康巴士並不適合。但有精障者可能會怕周圍的人，或因為記不起陌生的公車路線，需要多陪伴與熟悉才敢出門。可是沒有適合的服務協助精障者出門，設再多復健據點也沒辦法去。

我隨著病程越來越討厭出門，當我獲得障礙資格能去社區復健的時候，我也走不出去了。如果早個幾年拿到資格，我就有辦法出門過去，人生也能更寬廣一些。

這是為何我被社福大佬嗆時，會難過到哭出來。醫院造成我很多痛苦，但多半是來自於社福的拒絕。

其他障礙者在發生障礙後，就能使用社福資源。但我得在醫生認定不會好起來後，還得累積好幾年的病歷，以證明我的精神病是真的不是假的。我熬了 6 年求助無門的日子，換來一個「值得」被社福幫助的資格。但在社福大佬面前，我仍然不是社福要幫助的人，我仍然只是個醫療要處理的、不需要生活的人。

體制沒有變得更適合人，只有受不了的人紛紛離去

「為什麼要放棄我們？」

我腦中常常迴盪著這句話，尤其在我看不到希望的時候。

多年後，我對這句話有了更深的理解，精神病人被丟給醫院，但醫院沒有社福體系做為後援，住院治療原本是精神病人人身安全的「最後防線」，現在卻變成「沒地方能去，只好都送到這裡」。

倡議精神病人權益的這幾年，總有人覺得社工看很多個案，會比我更了解精神障礙者。但社工只會看到他們被服務的樣子與時刻，往往只有一個面向，和一段生命歷程。社工只會看到能進入服務的一小群人，進不去的則不會看見。

加上有空發言的人，都是不須承擔數十數百案量的主管、學者，對基層的理解多半遙遠（誰敢對上司說真話？），我其實並不能接受這些人代言精神障礙者。

我過去曾以工作者的身分在醫院精神科服務，也曾穿梭在社區家訪。我知道我當年看到的精神病人，與我參與精神病人社群時，是完全不同的看見。

我做工作者時，總想著如何解決對方的困境，變得非常專注在「問題」，卻沒看見對方的優點與可能性。而我在精障社群中卻看見，大家想的常常是如何應付社工，以免繼續被糾纏。因為社工聽了也拿不出幫得上忙的資源，多說只是浪費時間。

工作者家訪前，總會分析一大堆東西，想如何達到訪視目的，但精神障礙者打開門時，只是迎接一個來拜訪的朋友，請他喝東西，聊聊天而已。聊天很重要嗎？很重要。因為寂寞往往是所有心病的根源，陪伴才能讓人有能量面對。

但做工作者時，我擔心我聊天浪費時間，也擔心因此被督導罵，說沒達到 KPI，我也擔心被個案的家屬罵說我沒用。障礙是件無法解決的事情，政府給的資源有限，個案才會陷入困境，但我卻得去否定他處理問題的方法，然後宣稱我有幫到他。

過去我常常要向個案衛教一堆「服藥時間穩定」、「不能配酒喝」等內容，但我也知道情緒很差時喝酒比去醫院有效、憂鬱時就是起不來，如果起得來吃藥，就不是憂鬱了，等等未能說出口的理由。我的工作要我說這些沒意義的話，卻又沒辦法給予更好的辦法。

服務的框架與現況總是有差距，在精神領域更是。任何一個精神領域的基層工作者都會感到強烈的「專業焦慮」，認為自己所學派不上用場，然後無計可施。但越是學習那些專業，就越感焦慮。

真正的原因是，專業在個案身上，不在書本裡；要讓對方願意講，得先做個很不專業的人，因為要聽懂精神病人的話，要用對方能懂的語言。

但政府不會看這個，我在社區被要求降低「個案再去住院」的指標，但沒別的地方可去，怎麼可能降低？而當個案出事時，工作者會被咎責，但社區型的服務跟機構不同，個案不是全天都是我管，我卻得為他的意外負責。

為什麼不是罵他的鄰居、他看病的醫院、甚至是不協助他就業的勞動部等沒開案、裝沒事的單位承擔責任？檢討的意義不該是咎責個人，而是改善失靈的體制，但我始終沒有看見體制有變得更適合人，只看見受不了的人紛紛離去。

一個好的社會，是所有人都不用擔心成為弱勢

這幾年我接觸國際社群，發現臺灣的社福來自各國片段的移植，東拼西湊下，沒有健全的運作體系。像是康復之家英文是「中途之家」（halfway house），在國際上是指轉銜出院的精神病人，使其回到社區的過渡之家；

但在臺灣，康復之家卻變成在社區沒地方住的人的「永久之家」，讓人進去後接受機構式管理，更像是「轉地機構化」（transinstitutionalization）—— 指人從醫院被放到社區其他機構中，不是「去機構化」，而是「換地方放」。

這幾年，臺灣力推社區心理衛生中心，但主要功能是做為個案管理師的辦公室，而不是向外開放、協助社區居民。全球的心理衛生中心，是任何人有需要都可以走進去的、有很多活動和支持的社區型活動中心。當人在社區有地方可以去，就不用消耗醫療資源，也不用在某處輕生，或是接觸不到服務。（作者註）

作者註：各國精神社區服務的做法

可以參考 2021 年 WHO 出的一系列手冊，分享了各國精神社區服務的做法：《社區精神健康服務指南和工具包》（Guidance and technical packages on community mental health services）

我希望社福不要總想著照護、救濟等問題，而能想怎樣讓人變好，或是讓人根本不需要陷落。對我而言，一個好的社會不是讓弱勢者勉強活下去，而是讓所有人都不用成天擔心自己不慎掉落，會成為弱勢者。

社會安全網是讓人生活在社會中有安全感，這遠不是把瘋子關起來殺雞儆猴可以做到的。與其花時間制定能使用社福的資格，把這些人貼上問題的標籤、區分成不一樣的人，再去處理這些有問題的人，還不如多討論如何讓所有人都可以活在良好的軌道上。來求助的人，都是需要照顧的人，凡受苦者，都值得獲得醫治。

---

延伸李昀【航向樹冠層】：
1. 李昀／精神病人是法律裡的「他者」，還是憲法裡的「人民」？
2. 李昀／言論自由下，言論無效的精神病人
3. 李昀／「不如我們從頭來過。」重說一個不一樣的精神病人敘事 
4. 李昀／精神病人的「窮」是什麼？汙名、失去體力與工作、用盡所有來交換自由
5. 李昀／是精神病人的就業問題，還是職場本身就是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