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權星期三】遭境外訊息攻擊最嚴重國家，沈伯洋：「30 歲以下最易相信陰謀論，打擊資訊戰更需民主透明」
活動主題：人權星期三 @ 資訊戰爭與人權
地點：左轉有書Ｘ慕哲咖啡（臺北市鎮江街 3-1 號）
時間：2020/3/17（三）19:00-21:30
主持人：黃嵩立｜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召集人
講者：沈伯洋｜臺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主辦單位：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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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面對政治性假訊息攻擊的國家不只有臺灣，但因為臺灣的地緣政治，以及與中國的主權爭議，使臺灣成為中國擴張政治影響力的主要目標。
2019 年，瑞典哥德堡大學政治學教授斯塔凡・林德伯格（Staffan Lindbergh），在臺北發表多元民主計畫數位社會研究資料庫 （Varieties of Democracy Institute）的研究發現：「臺灣於過去幾年，在研究的 180 個國家中，名列受『境外政府假訊息傳播』攻擊最嚴重的國家。」
面對此情形，當「政府對言論的管制」成為社會議題時，一個自由主義社會下具有人權意識的公民，通常會保持警醒的態度── 即使有假訊息，最好的做法似乎是開放更多的資訊進來討論，其背後的預設是，社會可以有效的判斷資訊真偽。
也因此，政府管理資訊、確認真偽時，常常陷入動輒得咎、左右為難的窘境。
2018 九合一大選期間，學者專家意識到中國統戰部門有意識操作的資訊戰正在造成意識形態的分裂，但當時的資訊戰研究在臺灣曾受到諸多質疑。2 年後，與資訊戰相關的書籍跟文章越來越多，也逐漸成為各國智庫都很關切的問題，對於資訊戰的結構也漸漸較有系統性的理解。
公民如何因應資訊戰？集體力量與個資保護
臺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助理教授沈伯洋表示，戰爭如今已經進入新的模式，古典的二元觀點── 兩國之間不是和平就是戰爭，已不再是現代標準的作戰型態。如今踏入的資訊作戰，所謂「灰色地帶衝突」（grey zone conflicts）、「非對稱作戰」（Asymmetrical Warfare），都是用來描述資訊戰略的概念，也是一種「影響力作戰」。
然而，影響力也可能是正面的軟實力外交，沈伯洋說明：「影響力作戰應被放在一個從影響到干預的連續光譜上，來判定是否需要警醒。」此時必須從一般的外交行為中分別出「不正常」與「不可容忍」的影響。
這時可適用不同的切入點與指標，以作為我們評斷行為的標準。例如哈德森學院（ Hudson Institute） 所提出的「3C」：這種行為必須是一般方式無法察覺且隱藏性的 （Covert）、會涉及貪腐等違法行為的 （Corrupt），以及非常重要且具有一定的強迫性 （Coercive） 。
在非對稱作戰中，會有各式各樣的行為主體與手段（黨政中心、人大、政協為核心；中宣、統戰、公安、國安等各部門聯繫國外對口單位；以學生、海外華人等群眾為最外環），並透過人流／金流／資訊流／法律等 4 種方法去影響他國。
在人流上，中國會以威脅和交好的手段進行控制；金流上，中國漸漸脫離設立分公司或投資，開始試圖創造一個「只有我要的人可以獲利」的市場狀態；法律上，香港國安法的創設、以及中國參與國際組織時的創制，都是戰線的一環。
從資訊戰研究開始到現在的 2 年間，已有許多案例可以作為理解資訊戰如何改變認知、達到何種效果。沈伯洋提醒：「在認知領域作戰中，『假消息』其實只是很小的部分。用特定方法呈現『真消息』，就可以是改變他人認知的『爭議消息』。」
而當投放「爭議訊息」或是「陰謀論」的傳播範圍越小時，越可能造成嚴重的傷害。因為爭議訊息在非對稱作戰裡的目的即是：「精準地針對特定對象進行傳播，培養一群小型、但是非常堅信這些訊息的群眾。」
這也是為什麼，當反制資訊戰的主管單位看到一個非常精準的「針對性訊息」時，最好的做法是把這個爭議訊息給傳開，因為大量的觀覽也代表著更多被推翻的可能性。
沈伯洋也強調，「發動者」要選出「受害者」、「製造內容」，並發動資訊戰時，最需要的就是透過完整的個資蒐集去了解受害群體的政策傾向、喜好以及意見。因此與其強調媒體識讀，臺灣的大眾如果都有做好個資保護，可以在更大的程度上有效的反制資訊戰。
從４個面向識別資訊戰：發動者、被害者、內容質量、傳播管道
資訊戰爭中，以「改變群眾認知」為主要目的 ，可能把每一個人都視為戰略目標。
因此，沈伯洋也說：「想要理解爭議資訊如何投放，必須要明確識別出『發動者』、同時指認出『被害者』；資訊戰研究者也必須『分析訊息內容』，以及『傳播管道』。」
一、發動者
中國會透過網路、數位資訊、電視等管道影響你的想法，同時透過家人、里長、宮廟總幹事口耳相傳。兩者搭配良好，就可以達到「因為有聽別人說過這個消息，所以在網路上看到就毫不質疑的相信了」的效果。發動資訊戰的行動者非常多，沈伯洋老師強調：「如果要進行防禦，分析資訊戰發動者的類別與動機，才能以適當的法治空間來應對。」
以「里長」為例，如果今天里長是因為信仰中國和平統一，因其「政治動機」而幫忙傳播資訊，就是言論自由，是法制上不應該取締的事情。但是，如果今天里長是因為收受金錢或利益，因其「經濟動機」而行事，就是防制資訊戰時，體制上應該注意的地方。
沈伯洋說：「如果已經辨識出中國在資訊戰中會先確定協作者、再透過協作者傳播資訊，就可以鎖定人流做有效的防制，這也是制定《境外勢力代理人法》草案的目的。」
「在辨認出『代理者』之後，處罰會是最差的做法。因為在資源不對等的兩端之間必然會有仲介，如果今天發現一個人是代理者之後就關起來，自然會有另外一個代理者填補這個位置。」
也因此，對臺灣來說，民主透明才是最好的方式。沈伯洋認為，要當代理者，就應該要被揭露他的資金來源與目的事業。
二、被害者
沈伯洋解釋：「在臺灣，研究發現平均約有 20%~40% 的人會相信『陰謀論』或『外宣』。在實驗上發現相信陰謀論的比例，與被動搖的速度與階級有關，且以 20 至 29 歲最易受影響。」
這與國外的發現一致，卻也與年輕人想像中「長輩比較容易被誤導」的想法有所差距。研究也發現，並不是對政治有了解的群體就不會被爭議訊息影響，這些人仍然容易受特定主題影響。國族認同、閱讀時間等向度，也會影響群眾對爭議資訊的接收度。
三、訊息內容
研究者可以透過「量」跟「質」來理解資訊戰。「量」就如同中國利用大量 hashtag ，把海外平臺上與抗暴運動有關的貼文洗掉，透過大量的訊息投放，控制議題是否可以浮出水面；而「質」的策略則是透過個資蒐集，量身定做精準的資訊攻擊。
沈伯洋也提到，臺灣社會喜歡聚焦的「大外宣」，其實在資訊戰架構中並不是最重要的一環。中國比較厲害的是「負面訊息」操作，例如將「針對中國的三分真、七分假的劣質批評」，作為網路作戰反串的一環。
「用內容的立場來判斷是不是資訊戰操作，是非常不精準的。但透過理解中國，可以對資訊戰發展獲得比較好的理解。」沈伯洋說，中國對內維穩與對外宣傳有很強的協作，因此透過文本分析，也可以看出詞彙的使用及改變，是否有出現「官媒與外宣同步」的現象。
四、傳播管道
說到傳播，並非透過簡單的「溯源」就可以確認這條訊息是否是資訊戰的發動，而是要確認每個節點之間的關係與傳播的機制。
當追本溯源發現訊息來自中國時，可以透過「是否有協同作戰的跡象」（中國的訊息來源與臺灣的內容產製者同時傳出一樣的訊息）、「是否有數據異常」（觀看數過多、觀看直播者與訂閱者不成比例、粉絲增加數過於線性、直播贊助的金流系統都是中國服務）等方式，來判斷訊息傳播是否異常。
舉例來說，臺灣 YouTube 贊助排行榜前幾名都是親中言論，這並不代表這幾個人都是中國的協作者，但是中國卻可以透過贊助機制，創造出一個「親中有錢賺」的市場狀態。
拒絕以其人之道還之，堅守民主、透明與人權才能反制
雖然資訊戰爭已經不是新穎的現象，但關於資訊戰的研究，標誌出我國社會在地脈絡的特殊性。臺灣必須先理解在地脈絡，並且辨認出哪些人會被爭議訊息針對、為什麼會被針對，才能設計因應措施。
雖然將資訊戰爭放在一個戰爭的框架中理解，但是，民主社會中應對資訊戰爭的手段還是必須滿足民主價值中的對話與溝通。資訊戰的目的是讓臺灣變得更對立，若使用了「言論審查」這種方式反制資訊戰，反而會助長對立情勢。
為了不分化臺灣社會，就必須在不互扣帽子、互相敵對的情況下理解資訊戰。這也表示，用法律界定「一個人是否是資訊戰的一部分」是必要的，才不會落入懷疑。「輿論認為討論戰爭就不能談人權是錯誤的，民主、透明與人權才是真正能保護臺灣的機制。」沈伯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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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圖／photo by Christopher Gower on Unsplash
編整自／【側記】人權星期三：資訊戰爭與人權
撰文／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 研究員 楊剛；Right Plus 編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