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憤怒求生的小男孩到家暴案相對人,失語男性的暴力連結與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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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男性協會在 2018 年成立,強調正視男性的經驗和脆弱,並在 11 月 19 日國際男人日(International Men’s Day)舉辦「男性服務實務工作研討會」,探究男性在成長過程中的情緒表達困境、在家暴中的複雜身影,以及社工、心輔、教育等在服務男性的過程中遇到的困難。 

家暴案中「男性 = 暴力」的標籤

1993 年震驚社會的「鄧如雯殺夫案」催生了《家庭暴力防治法》,社會檢討當時法令及相關服務的不足,讓受暴婦女求援無助,因此 1998 年立法院通過家暴法,臺灣成為亞洲第一個有家暴法和民法保護令的國家。

以保護被害人為核心基礎,家暴從事件通報到保護令聲請的過程中,警政、司法、社政、醫衛等不同制度角色輪流介入,遏止家庭暴力的再發生。 

家暴被害人通報後,他方當事人被稱為「相對人」,這些人可能是動手的那一方,在家暴法中也被「加害人」、「被告」、「犯罪嫌疑人」及「受刑人」等交互混用,意味著加害人和被害人的對立關係,需要藉由國家強制力量介入,保護受害人遠離相對人,甚至經法院裁定後,相對人須接受處遇(輔導)計畫。 

家暴法歷經 23 個寒暑,根據衛生福利部統計處資料,家暴案件通報在 2013 年達到高峰後,近年又逐漸回升,2019 年的 16 萬餘件通報甚至是統計以來的新高(圖一)。細究其性別比,近 9 年的家暴案件女性被害人占 71.4%(圖二),男性相對人為 76.1%(圖三)。 

家暴事件通報逐年攀高,意味著社會逐漸接受「暴力不分家庭內外」、「家暴並非家庭私事」。但長年以來,社政、司法、警政與醫衛等資源集中在受暴婦女身上,對男性相對人的想像只剩下「暴力預防」,忽視了暴力衝突的背後,有著經濟轉型下男性的失落與失語。 

圖一,家暴案件通報數。資料來源:衛福部統計處
圖二,女性被害人佔 71.4%。資料來源:衛福部統計處
圖三,男性相對人為 76.1%。資料來源:衛福部統計處

從不知如何說到說不出口,從發不出聲到開始動手

男性相對人可能從小,就沒人教過他們該如何「說」,在自己成家立業後才赫然發現,自己竟與回憶中父親的身影如此相像,卻也已經到了「說不出口」、也無法向外求助的年紀。

勵馨基金會林口服務中心諮商心理師陳瑀昕曾輔導過一個男孩,因為從小目睹爸爸對媽媽施暴,男孩情緒暴走時便習慣以打人或砸東西反應,但陳瑀昕強調,在男孩憤怒的情緒底下,其實藏著焦慮、挫折、無助和委屈,只是男孩沒辦法好好表達,總是以「我就是生氣啊!」做回應。

透過藝術治療,男孩逐漸能辨識自己的情緒,還可以將不同的感覺,分類進許多顏色的盒子裡,覺察自己當下的狀況。陳瑀昕也指出,男孩原本的攻擊性,其實是他生存的策略,若簡化地以「代間複製」去認識受暴兒童,就會忽略太多可以努力的空間。

陳瑀昕更表示,對成年男性更是如此,一旦被貼上「加害人」標籤,他們就更難被社會理解和接住,但這些男性的暴力行為,可能也是他們的某種生存策略,專業工作者要如何對話與輔導,是目前還需要努力的部分。

「加害人」的標籤對婚暴中的男性極具殺傷力,失去理解與預防再次施暴的空間。但這群人囿於男子氣概,並不容易訴說傷心和困窘,事後也不易主動對外求助。當社會把目光放在受暴婦女身上時,這群「加害者們」的訴說常被認為是在淡化、合理化自己的暴力行為,身影逐漸淡薄。

Photo by xiaokang Zhang on Unsplash

屏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廖珮如指出,不少男性相對人對家暴的認知都是「婚姻衝突」,認為錯不全在自己,卻只有自己被當成加害人,因此感到非常「斷裂」而受傷。

但同時,「這群男性也非常在乎成為被害人。」廖珮如強調,一旦說出傷痛,就像是承認自己在婚姻中的懦弱和失敗,所以許多男人在陽剛文化下說不出口,但實務工作中服務的社工又多是女性,讓男性相對人開口說話的門檻又提升不少。

東區單親家庭服務中心主任周書尹也表示,男性相對人要承認自己在關係、制度中「被傷害」仍是困難的,無論是經濟上的無力、關係的失敗,多數狀況都會一言概之地以「個性不合」和「伴侶不忠」模糊陳述,但仍能在很多自傷和自毀行為中看出端倪,例如酗酒長達半年的失控行為等。 

「性別分工越傳統的家庭,當它變成單親的那一刻,男性會越失序,容易發生狀況。」周書尹指出,營造一個讓男性可以自在「說」的空間特別重要,「男性對階級氛圍的敏感度,比女性高很多,社工要特別在環境塑造上努力。」 

同儕支持讓爸爸願意開口,性平與親職教育才是關鍵

周書尹過去曾找了間文青咖啡廳,把全部的男性相對人個案都拉去聚會,沒想到相較於家庭服務中心刻意營造的溫馨小團體室,14 位男性在咖啡廳反而能更加自然地聊起生活和工作,後來因此舉辦了更多給單親家庭的戶外活動,讓單親爸爸以最熟悉的方式和孩子互動。

臺灣家庭第一協會祕書長戴雨金則強調「爸爸」同儕支持的重要性,「我們有一個『爸爸來作會』的活動,會設計好題目讓爸爸們來聊,一個好的題目會把人帶到你想帶的地方」。 

「這種團體不能有女人在裡面,很多夫妻小組最後都會變成太太小組,我們才因此要經營一個屬於男人的小組。」戴雨金指出,例如讓他們先後分享「與父親最大的衝突」和「與兒子最大的衝突」兩種思考路徑,把他們帶到反省的位置。 

戴雨金也說:「我們相信『爸爸好,家庭一定好』,所以先把爸爸搞定,協會是以男人為火車頭在施工。」在活動中,大家的關係也是「平階的」,組員都是夥伴不是老師,以鼓勵取代指導和批判。 

針對支持團體的重要性,臺灣父親權益協會理事長蕨類爸爸表示,父親權益協會是由當事人組成的團體,所以聚會本身就像提供同學們(會員們)紓壓的出口,因為大家都有類似的遭遇,團體裡的共感相對容易,都會盡力轉介資源和服務給同學。 

但蕨類爸爸認為,現階段的兒少保護和社會工作都是在後端收拾社會問題,「這些年的進展,就像拖地時從傳統拖把進化到好神拖,但為何不把漏水的源頭堵起來?」蕨類爸爸接著指出,性平教育和親職教育才是長遠解決問題的辦法,他現在碰到不少婚姻衝突,都是來自於雙方在這方面的不足。 

生活與教育現場再製權控關係,易強化父權核心

性別平等教育看似逐漸普及於校園,但「覺察」情緒需要從小練習,高雄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分區督導卓耕宇指出,他在學校處理的個案,十個有八個來自於師生衝突,這些老師多數不理解成長中的男孩背景,而一昧的以「老師-學生」的權力不對等關係控制對方,總是得到反效果。 

在《性別打結》一書中解釋,「控制與支配」是父權體制的核心,等同於父權樹的根,卓耕宇強調,若女性/師長也以這套遊戲規則生活,或在教學現場持續再製控制關係,則父權體制就不會改變。從「控制與支配」長出來的便是帶有父權色彩的經濟、國家、團體、家庭等制度,一路延伸到末端參與其中的個人(樹葉),都成為父權體制的一環。 

父權樹圖示,取自 Allan Johnson

卓耕宇說:「我都會跟男生們坦白我的負面情緒,像是開會很累、很難過等,這是重要的,得讓他們知道男生也可以把負面的感受說出口,他們才會願意主動跟我談。只要確定這些情緒不會被嘲笑,他們就會持續練習『講出來』。」 

卓耕宇最後提醒,「男性常缺乏情緒覺察的能力」,他觀察到校園中的工科男生常用「不爽」來代稱所有的負面情緒,但這些情緒可能是嫉妒、焦躁或憤怒,而他們不會辨識。所以他也在高職開「情感教育」,教導學生認識情感關係,包含愛情、友情及親情,有助於覺察情緒和需求,以及正確的互動與關係建立方法。


延伸閱讀:
1. 男性憂鬱症:自傷傷人,以暴力緩解情緒風暴/《正午惡魔》
2. 748 施行法後,性平教育跟上了嗎?/《性別平等教育法》15 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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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上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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