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憤怒求生的小男孩到家暴案相對人，失語男性的暴力連結與標籤
臺灣男性協會在 2018 年成立，強調正視男性的經驗和脆弱，並在 11 月 19 日國際男人日（International Men’s Day）舉辦「男性服務實務工作研討會」，探究男性在成長過程中的情緒表達困境、在家暴中的複雜身影，以及社工、心輔、教育等在服務男性的過程中遇到的困難。
家暴案中「男性 = 暴力」的標籤
1993 年震驚社會的「鄧如雯殺夫案」催生了《家庭暴力防治法》，社會檢討當時法令及相關服務的不足，讓受暴婦女求援無助，因此 1998 年立法院通過家暴法，臺灣成為亞洲第一個有家暴法和民法保護令的國家。
以保護被害人為核心基礎，家暴從事件通報到保護令聲請的過程中，警政、司法、社政、醫衛等不同制度角色輪流介入，遏止家庭暴力的再發生。
家暴被害人通報後，他方當事人被稱為「相對人」，這些人可能是動手的那一方，在家暴法中也被「加害人」、「被告」、「犯罪嫌疑人」及「受刑人」等交互混用，意味著加害人和被害人的對立關係，需要藉由國家強制力量介入，保護受害人遠離相對人，甚至經法院裁定後，相對人須接受處遇（輔導）計畫。
家暴法歷經 23 個寒暑，根據衛生福利部統計處資料，家暴案件通報在 2013 年達到高峰後，近年又逐漸回升，2019 年的 16 萬餘件通報甚至是統計以來的新高（圖一）。細究其性別比，近 9 年的家暴案件女性被害人占 71.4%（圖二），男性相對人為 76.1％（圖三）。
家暴事件通報逐年攀高，意味著社會逐漸接受「暴力不分家庭內外」、「家暴並非家庭私事」。但長年以來，社政、司法、警政與醫衛等資源集中在受暴婦女身上，對男性相對人的想像只剩下「暴力預防」，忽視了暴力衝突的背後，有著經濟轉型下男性的失落與失語。
從不知如何說到說不出口，從發不出聲到開始動手
男性相對人可能從小，就沒人教過他們該如何「說」，在自己成家立業後才赫然發現，自己竟與回憶中父親的身影如此相像，卻也已經到了「說不出口」、也無法向外求助的年紀。
勵馨基金會林口服務中心諮商心理師陳瑀昕曾輔導過一個男孩，因為從小目睹爸爸對媽媽施暴，男孩情緒暴走時便習慣以打人或砸東西反應，但陳瑀昕強調，在男孩憤怒的情緒底下，其實藏著焦慮、挫折、無助和委屈，只是男孩沒辦法好好表達，總是以「我就是生氣啊！」做回應。
透過藝術治療，男孩逐漸能辨識自己的情緒，還可以將不同的感覺，分類進許多顏色的盒子裡，覺察自己當下的狀況。陳瑀昕也指出，男孩原本的攻擊性，其實是他生存的策略，若簡化地以「代間複製」去認識受暴兒童，就會忽略太多可以努力的空間。
陳瑀昕更表示，對成年男性更是如此，一旦被貼上「加害人」標籤，他們就更難被社會理解和接住，但這些男性的暴力行為，可能也是他們的某種生存策略，專業工作者要如何對話與輔導，是目前還需要努力的部分。
「加害人」的標籤對婚暴中的男性極具殺傷力，失去理解與預防再次施暴的空間。但這群人囿於男子氣概，並不容易訴說傷心和困窘，事後也不易主動對外求助。當社會把目光放在受暴婦女身上時，這群「加害者們」的訴說常被認為是在淡化、合理化自己的暴力行為，身影逐漸淡薄。
屏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廖珮如指出，不少男性相對人對家暴的認知都是「婚姻衝突」，認為錯不全在自己，卻只有自己被當成加害人，因此感到非常「斷裂」而受傷。
但同時，「這群男性也非常在乎成為被害人。」廖珮如強調，一旦說出傷痛，就像是承認自己在婚姻中的懦弱和失敗，所以許多男人在陽剛文化下說不出口，但實務工作中服務的社工又多是女性，讓男性相對人開口說話的門檻又提升不少。
東區單親家庭服務中心主任周書尹也表示，男性相對人要承認自己在關係、制度中「被傷害」仍是困難的，無論是經濟上的無力、關係的失敗，多數狀況都會一言概之地以「個性不合」和「伴侶不忠」模糊陳述，但仍能在很多自傷和自毀行為中看出端倪，例如酗酒長達半年的失控行為等。
「性別分工越傳統的家庭，當它變成單親的那一刻，男性會越失序，容易發生狀況。」周書尹指出，營造一個讓男性可以自在「說」的空間特別重要，「男性對階級氛圍的敏感度，比女性高很多，社工要特別在環境塑造上努力。」
同儕支持讓爸爸願意開口，性平與親職教育才是關鍵
周書尹過去曾找了間文青咖啡廳，把全部的男性相對人個案都拉去聚會，沒想到相較於家庭服務中心刻意營造的溫馨小團體室，14 位男性在咖啡廳反而能更加自然地聊起生活和工作，後來因此舉辦了更多給單親家庭的戶外活動，讓單親爸爸以最熟悉的方式和孩子互動。
臺灣家庭第一協會祕書長戴雨金則強調「爸爸」同儕支持的重要性，「我們有一個『爸爸來作會』的活動，會設計好題目讓爸爸們來聊，一個好的題目會把人帶到你想帶的地方」。
「這種團體不能有女人在裡面，很多夫妻小組最後都會變成太太小組，我們才因此要經營一個屬於男人的小組。」戴雨金指出，例如讓他們先後分享「與父親最大的衝突」和「與兒子最大的衝突」兩種思考路徑，把他們帶到反省的位置。
戴雨金也說：「我們相信『爸爸好，家庭一定好』，所以先把爸爸搞定，協會是以男人為火車頭在施工。」在活動中，大家的關係也是「平階的」，組員都是夥伴不是老師，以鼓勵取代指導和批判。
針對支持團體的重要性，臺灣父親權益協會理事長蕨類爸爸表示，父親權益協會是由當事人組成的團體，所以聚會本身就像提供同學們（會員們）紓壓的出口，因為大家都有類似的遭遇，團體裡的共感相對容易，都會盡力轉介資源和服務給同學。
但蕨類爸爸認為，現階段的兒少保護和社會工作都是在後端收拾社會問題，「這些年的進展，就像拖地時從傳統拖把進化到好神拖，但為何不把漏水的源頭堵起來？」蕨類爸爸接著指出，性平教育和親職教育才是長遠解決問題的辦法，他現在碰到不少婚姻衝突，都是來自於雙方在這方面的不足。
生活與教育現場再製權控關係，易強化父權核心
性別平等教育看似逐漸普及於校園，但「覺察」情緒需要從小練習，高雄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分區督導卓耕宇指出，他在學校處理的個案，十個有八個來自於師生衝突，這些老師多數不理解成長中的男孩背景，而一昧的以「老師－學生」的權力不對等關係控制對方，總是得到反效果。
在《性別打結》一書中解釋，「控制與支配」是父權體制的核心，等同於父權樹的根，卓耕宇強調，若女性／師長也以這套遊戲規則生活，或在教學現場持續再製控制關係，則父權體制就不會改變。從「控制與支配」長出來的便是帶有父權色彩的經濟、國家、團體、家庭等制度，一路延伸到末端參與其中的個人（樹葉），都成為父權體制的一環。
卓耕宇說：「我都會跟男生們坦白我的負面情緒，像是開會很累、很難過等，這是重要的，得讓他們知道男生也可以把負面的感受說出口，他們才會願意主動跟我談。只要確定這些情緒不會被嘲笑，他們就會持續練習『講出來』。」
卓耕宇最後提醒，「男性常缺乏情緒覺察的能力」，他觀察到校園中的工科男生常用「不爽」來代稱所有的負面情緒，但這些情緒可能是嫉妒、焦躁或憤怒，而他們不會辨識。所以他也在高職開「情感教育」，教導學生認識情感關係，包含愛情、友情及親情，有助於覺察情緒和需求，以及正確的互動與關係建立方法。
延伸閱讀：
1. 男性憂鬱症：自傷傷人，以暴力緩解情緒風暴／《正午惡魔》
2. 748 施行法後，性平教育跟上了嗎？／《性別平等教育法》15 週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