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于仙事件促權勢性侵修法，范雲呼籲行政與司法共同成為受害者後盾
主圖與全文攝影／何宇軒
新北市衛生局女雇員林于仙控訴遭前上司廖姓男子性侵跳樓事件，以及從國外延燒全球的 #MeToo、「權力潛規則」等運動，都與刑法第 228 條「利用權勢性交罪」有關，但我國刑法對於「利用權勢性交」的規定，卻被詬病罰責過輕、規範樣態有疏漏等問題。
民進黨立法委員范雲上週五（9/4）召開記者會，除了提出刑法第 228 條的修法方向，訴求加重權勢性侵刑度並增加要件，也邀請法界實務工作者分享「利用權勢性交」在司法認定上的問題，並承諾未來將監督行政機關研擬配套機制、保護被害人勇於發聲；從立法、司法、行政三方面著手，解決問題。
勵馨基金會執行長王玥好雖共同出席記者會，不過勵馨上個月曾與林于仙的家屬召開記者會，提出《刑法》第 228 條的修法訴求，當時的主張是要把「權勢性侵」法條刪除，改為將一般強制性交額外加重刑罰，與本次范雲提出的方向不同。（參考：已故新北衛生局林于仙家屬與民團：呼籲加重權勢性侵刑罰，沒發聲不代表沒發生）
王玥好表示，在與范雲團隊討論過後，考慮到因為性侵有太多樣態，後來還是支持保留「權勢性侵」，以免未來有的案例無法用一般強制性交法條處理，或有適用上的困難。
修法加重刑期，更清楚界定權勢關係
范雲表示，林于仙事件並不是唯一的一件，還有像是「邪教少龍仙女班」讓女性成員淪為禁臠這類的「權勢性侵」層出不窮。目前權勢性侵的罰則是「6 個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低於其他性侵害罪，這次修法訴求改成「1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
過去的法院判例指出，權勢性侵的刑度較輕，是因為此類受害者被認為還有「衡量利害的自主意識空間」，但近年愈來愈多用生命泣訴的案例已可看出，受害者在公務、監護、訓練、救濟、扶助等權勢關係下，「有瑕疵的自主空間」常只存在於表面，且生活整體所受到的「強迫」，其實並不低於身體及生命所受到的脅迫。
不過范雲也提到，即使是最低 1 年，依然有法律實務界人士認為「太重了」，如果未來法院有更多判決可以做實證研究，關於刑度的調整都可以再討論。
王玥好指出，權勢性侵受害者基於權力壓迫和心理制約，導致他們沒有逃、無法求助，若法律及社會大眾因為不了解這種狀態，而在法律上給予加害人較輕的刑責，或將性侵害犯罪的責任歸於被害者，對被害者是另一種壓迫和不公平。
她提醒，社會氛圍普遍指責被害人，被害人的主體性應被看見，打破「指責被害人」的社會慣性。
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特聘教授林志潔，則解釋了目前《刑法》「妨害性自主罪章」的架構。其中包括「沒有同意」、「無法進行同意或不同意」（例如年齡太小或昏迷）、「同意，但是被騙」（例如加害人假裝是對方配偶）。
至於刑法第 228 條的利用權勢性侵，則是「雖然有同意，但是不得已的同意」。有人會說，當事人可以拒絕就好，但「權勢」是幽微的，當事人竟然必須滿足加害人的需求，才能享有本來應該有的權利，對被害人很不合理。
前大法官許玉秀認為，在刑法第 228 條的構成要件中，「利用」權勢或機會，常被誤解成一種「利益交換」。但權勢性侵的被害人，實際上無法表達同不同意，一般常說的「潛規則」就是其中一種樣態。
在事件發生當下，被害人若積極表達反對，立刻會面臨關係瓦解的威脅，甚至失去生存基礎，有權者卻能一直站在社會高處施展權力，被害人始終是弱勢的一方。因此利用權勢性侵他人，更應成為加重處罰的判斷。
另一方面，范雲也表示，在法條原本規範的「親屬、監護、教養、教育、訓練、救濟、醫療、公務、業務」等「權勢關係」定義要件中，需新增「求職」、「信仰」2 種關係，並在原有的「監督、扶助、照護」型態中，新增「指導」與「運用」。
范雲舉例，「求職」就像去演藝圈應徵時被要求與導演發生關係、「宗教」則例如邪教少龍仙女班的情形；至於「指導」例如教練對選手、補習班老師對學生等，而「運用」則例如選舉機構對志工等狀況，這些過去都沒有規範。許玉秀則建議可以用「考評」取代「求職」，比較全面及精簡。
行政與司法強化配套，打造讓人安心求助的環境
除了修法，還必須由行政機關研擬配套。范雲表示，目前權勢性侵案件，實務中被害人常因為權勢關係，難以站出來求助，例如在近 7 年的警政署紀錄中，權勢性侵僅占全部性侵害及猥褻案件的 3.7%；另外，被害人也因為遭旁人貼上汙名標籤導致作證消極，讓起訴率僅有 20%。
這些問題都需要整體配套。范雲強調，她將監督教育部、警政系統、司法系統等單位，強化性平教育及對受害者的同理，讓受害者不會害怕求助。
此外，在司法實務認定方面，也有現實上的困境。長期處理家事案件的律師李晏榕表示，權勢性侵常發生在宗教團體、軍隊、公司及移工與雇主之間，當被害人想揭露事件時，往往會面臨同儕壓力；若加害者的社會關係良好，受害人更常被質疑「問題是不是出在你身上」，最後只能隱忍，但心理創傷是持續的。
實務上很多被害人，是在事情發生後一段時間才想說出來，但因為已經不具有現實生活中的權勢關係，反而難以舉證權勢性侵。因此如同范雲所說，除了立法端要修法，行政與司法端也需要多加強了解被害人的心理狀況、受害歷程等，打造讓受害者能安心求助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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