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紅十字會引爆民怨：防疫物資流向不明，前線醫護公開求援
編按：中國北京日前爆發新冠肺炎（COVID-19）第 2 波疫情，自 6 月 11 日以來超過上百個確診病例，6 月 16 日起，北京市更由 3 級應急響應提升至 2 級，所有住宅小區進入封閉式管理、中小學全面停課、部分高速公路封鎖，並取消相當多航班，情況相當嚴峻。
中國紅十字會長年在中國重大災難中扮演重要角色，此次亦負責收受和調配防疫物資。然而從 2000 年代以來，相關負面新聞與弊案一樁樁曝光，民怨四起。本篇即在整理新冠疫情中，中國紅十字會的爭議。
首圖／取自中國紅十字總會微博
2019 年底，新冠肺炎在中國爆發，隨著確診數攀升，今年 1 月 23 日，境內疫情最嚴重的湖北省武漢市宣布封城，多間醫院面臨醫療物資及設備短缺，紛紛向外求助，於社交平臺微博發布公告，冀望民間能夠捐贈口罩、防護衣、護目鏡等用品，醫院也在官方微博上，分享一線醫護利用文件夾自製防護面罩的照片。
面對各界陸續捐出善款及物資，加上當地疫情防控指揮部要求「統一調配及發放」物資，此時醫院卻直接公開向社會求援，難道現有資源真的已經彈盡糧絕了嗎？
物資分配不當、善款流向不明，中國紅會引爆民怨
事實上，在疫情期間，主要負責收受和調配防疫物資的湖北省紅十字會及武漢市紅十字會（以下簡稱「紅會」），曾被爆出物資分配不公、在倉庫囤積捐贈物品等爭議，備受外界質疑。在湖北紅會於 1 月 30 日發布「防控新冠肺炎捐贈物資使用情況公布表」後，輿論聲浪更達到高峰。
中國紅會的前身，可追溯於 1904 年創立的上海萬國紅十字會，現今則是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領導下、從事人道主義工作的官方社會救助團體。不同於其他國家的紅會都是獨立的私人機構，中國紅會由政府掌管，現有 9 萬個分會。根據紐約時報報導，紅會是中國最富有的慈善機構之一，是紅十字會與紅新月會國際聯合會（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ed Cross and Red Crescent Societies）的成員，但不隸屬於紅十字國際委員會。
針對中國紅會在此次疫情中的表現，報導提及 3 個問題。首先中國在慈善捐贈上，雖然讓紅會占有近乎壟斷的地位，但內部成員通常缺乏現場專業知識，可能延誤現場決策；再來，紅會沒有分配物資的物流網，卻又不讓其他組織協助；最後，當武漢封城，不只前述問題更嚴重，在地方政府控制物資之下，還會使分配效率更加遲緩。
湖北紅會在 1 月底發佈的表單顯示，收治大量疑似和確診患者的武漢「協和醫院」，僅被分配到個人捐贈的 3000 個「口罩」（型號不明），但未在此次肺炎徵用名單內，也非發燒門診定點單位的武漢「仁愛醫院」，即使院內醫護人數不到協和的 1/10，卻收到 1.6 萬個「N95 口罩」。
不僅如此，武漢仁愛醫院的「莆田系」身分，更讓外界對紅會的物資調配能力充滿不信任。根據中媒報導，莆田系指的是中國福建省莆田市民營醫療從業者的總稱，掌握中國高達 80％ 的民營醫療市場，從性病、皮膚病到近年擴展出的美容業，直到 2014 年發生涉及醫療廣告詐欺的「魏則西之死」事件（註），大眾對莆田系醫院的評價瞬間一落千丈。
隨後，湖北紅會 2 月 1 日再度發布公告，為捐贈物資管理不當道歉，坦承物資分配存在問題，並解釋分配至協和的 3000 個口罩是一名愛心人士「指定捐贈」，即按照捐贈者意願，將捐贈款物轉交給指定的單位或個人。至於送往仁愛的物資，也不是具有高度防護作用的 N95 口罩，而是不在此次疫情防控用品清單的 KN95 口罩，數量方面修正為 1.8 萬個，聲稱對於審核把關不嚴、執行程序不嚴格、工作不細緻、作風不紮實等方面，將對直接責任人追責。
大外宣抗疫有成，境內防疫資源卻流向不明
即使提出道歉，紅會仍無法消除民眾質疑，批評持續延燒，不只協和醫護人員在微博透露，根本沒有收到 3000 個口罩，網上也傳出數個爭議事件。包括一名男子將紅會倉庫的口罩物資，搬至持有政府牌照的汽車中，或是協和人員至紅會領取物資時遇阻，和工作人員發生爭執等。
註： 魏則西事件是中國一件牽涉醫療廣告詐欺，以及網路搜尋公司未盡企業社會責任的事件。受害者魏則西及其家人，在百度推薦的武警北京市總隊第二醫院接受了未經審批且效果未經確認的治療，導致病情延誤，最終於 2016 年 4 月 12 日不治去世。經媒體報導指出，該醫院是與「莆田系」公司合作，引發輿論沸騰。
時局放大鏡
除了物資分配不均，紅會的善款流向也是一大疑慮。中媒引用武漢市紅會統計數據指出，截至 1 月 28 日，會內累計收到社會捐款近 4 億人民幣，在武漢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揮部統一安排下，已撥付指揮部近 5400 萬人民幣作為疫情防控，但在疫情升溫、物資持續匱乏的困境中，卻仍有高達 3 億多人民幣卡關，未發揮任何用處，而在武漢紅會的官網上，也僅僅只有捐款明細，沒有列出使用清單。
此外，針對外界指出紅會物資分配效率低落，堆積在倉庫出不去，中國民政部在 2 月 14 日發布了紅會及其他慈善組織的行動指引，要求加快工作節奏，建立快速便捷的分配通道，也被視為中國政府承認紅會行動緩慢的回應。
大量的披露、澄清、質疑交雜在一起，常民百姓難以探清真相。但顯而易見的是，中國一方面對外「大外宣」抗疫有成，一方面國內運行的這套慈善系統卻並不順利，防護用品依然無法準時送至每一個在前線抗疫的醫護據點。
欠缺獨立原則，中國紅會急挽救
隨公眾的憤怒爆發，湖北紅會在道歉後，開始公布每日報告說明捐款去向，展開自查自糾行動。而 3 名紅會官員（註），也被湖北省紀委監委以防疫期間分配資源不力等失職問題懲處。
武漢紅會方面，也調整指定捐贈流程，允許境內外單位或個人可直接和指定醫療機構對接，確認後直接將物資發往受捐單位，不需經過紅會，藉此縮短物資送達時間。對紅會不信任達到高峰的民間人士，在獲得相關部門批准後，迅速透過直升機，將 1 噸的防疫醫護用品從上海送至物資幾乎見底的協和醫院。
在此之前，武漢紅會曾於 1 月底的聲明表示，他們只負責接收捐贈物資，具體的發放和分配均由武漢市衛健委統一調撥安排。不過這番話也讓人思考，中國政府是否在流程中「伸手」掌控並調配利益？以及在中國的政治環境下，當紅會沾染較重的官方色彩，是否早已違反國際紅十字運動的「獨立」原則，陷入利益糾紛，而無法發揮真正成效？
註：被懲處的成員除了各自有副會長等職務，也都是紅會的「黨組」成員。中國中央和地方國家機關、人民團體、經濟組織、文化組織等都可以成立黨組，以在組織內實現黨的方針和政策。
民間抨擊不斷，中國人大代表提 3 大建議
實際上，中國民間對紅會的反感，早已累積多年。
中國紅會負面風波不斷，其中以「郭美美事件」最廣為人知。2011 年，當時拿「中國紅十字會商業總經理」頭銜開通微博帳戶的郭美美，在網上張貼奢華炫富照，還以握有高層人士的醜聞證據威脅紅會，引發社會嘩然。儘管郭美美事後承認杜撰身分，但紅會早已被逼向風口浪尖，不只名聲掃地，陷入信譽危機，慈善捐款額更大幅下降。
此外，紅會成員以組織名義花費萬元餐費、多筆資金啟人疑竇、善款去向不知所終、縣委要求為紅會捐款、內部高官涉及貪汙，以及在 2008 年汶川大地震，傳出以「1000 多萬人民幣買 1000 頂帳篷」等行為，再加上此次疫情的物資分配不當，每一件都讓民間對紅會的信任跌至谷底。
今年 5 月底，中國多位人大代表在全國兩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與全國政協會議）上指出，此次疫情暴露中國慈善活動不夠透明、自律機制不全、監督不完善、應急能力不強等問題，人大代表並在會上提出 3 大建議。
其一是細化捐贈款物使用的公開標準，建立監管平臺，接受公眾監督，並引入第三方評估，藉由完善的監督體系強化組織公信力；第二，發展民間捐贈機構，實行慈善行業規範指引，引導組織建立標準化及系統化的機制，提高辦事效率；第三，放寬免徵進口稅的「慈善受贈人」範圍，讓境外捐增的物資能更順利捐向中國，不會受一系列條件限制。
隨著近日，中國第 2 波疫情已在北京爆發，紅會未來是否能摸清自身角色，和政府達成共識，承擔自身所能達成的任務，翻轉民間印象，還需靜觀其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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