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孟勳專欄／兒盟爭議 3】3.7 億置產不符社會期待，那個公眾過不去的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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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盟未來打算如何，是購屋事件的核心問題之一，另一個就是責信（accountability）與溝通。簡單說，就是利害相關人的關切有沒有被有效回應。從購屋事件來看，兒盟大致上還是在用較早期的思維和方法，既未察覺自身已轉型為大型組織、將受到更嚴格的檢視，也沒有辦法回應數位時代的社會變遷、捐款人要求更多的資訊與權力。

兒盟聲明稿表示，「每年都固定向教育部報備，定期接受政府各項評鑑，且每年都請會計師辦理財簽和稅簽，由主管機關和外部的專業人員進行監督。此外，兒盟也加入台灣公益團體自律聯盟等 NGO 自律組織，力求本會財務公開透明。」前半段指的是法律遵循，然而法律只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僅憑守法無法滿足所有人的期待，所以關鍵在後半段關於公開透明的「自律」。這可以分成 3 個部份檢視，包括資訊公開的管道、資訊內容，還有時效性。

就資訊公開的管道而言，兒盟絶大部分的財務報表不是公布在官網，而是在連外的網站，在如何取得資訊方面就先打了折扣。而關於資訊內容，會計師簽證報告書本就不是能承載大量細節的文本。

以限制用途的法定基金為例，報告書的揭露只能得知法定基金的組成和變動情形，最近年度增加提撥了逆境家庭基金、其餘基金完全沒有變動。但除此之外，逆境家庭基金是用來做什麼的？其餘基金為什麼不用再提撥？結餘處理的原則、董事會和執行團隊的決策依據是什麼？諸如此類的問題無法在這份報告書裡得到答案。翻閱兒盟的年刊，同樣也沒有提及這個影響上億的決策是如何形成的。更早年的財務報表也只有提供自結的資產負債表及收支表，沒有其他文字輔助說明。

至於資訊的時效性，長期或短期溝通都沒有達到效果。長期而言，購屋基金從 2008 的財務報表上就出現了，持續累積到現今卻沒有實際傳遞給捐款人，以致於大眾產生驚訝、未被告知的不信任感；短期而言，自律聯盟指出，若兒盟比照上市公司，在重大決策如買房前就說明，應能減少反彈。此次交易對象元大金控在 2019/11/8 發佈的重大訊息，可為參照（圖 2）。

當然，公開透明的效果不彰，不只有發生在兒盟身上，也不完全都是組織的責任。過去一直缺乏引導，直到今年初《財團法人法》通過，基金會才有明確的公開義務、可依循的標準及法律責任。

部分主管機關更明訂了必須揭露的重大事項，以社福法人為例，包括了重大業務事項（合併其他財團法人、購置或處分重大資產、經營方式或業務內容之重大改變等）及董監事酬勞資訊等（註）。然而法制規範的姍姍來遲，公益組織與利害相關人的期待和想像一點一點地錯開，終究在數位社會成熟時，隨著更多的利害相關人開始對行使權力的人問責，而釀成巨大斷裂及傷痕。

兒盟的聲明稿最後表示，「內部討論近期是否須再委任國際會計師事務所進行財報稽核，並對外發佈以昭公信」，算是完全劃錯重點，因為沒有人質疑財報的正確性或其委任會計師的專業。重點應該是更積極（proactive）細緻的溝通，像是如何有效傳遞重大資訊給利害相關人，而不只是被動地公開；重大資訊可否額外提供更多細節，證明組織專業地、有節奏地運作；應該長期持續溝通的事情是什麼，而短期事件又應該如何讓利害相關人事前知情等。

責信不只是單向的負責任，董事會治理也應更積極

我曾在「在持續對話與多元治理中，不斷辨證「責信」的意義」提到，責信是對於關係的確認及強化，是動態的，並非恆久不變，也沒有一勞永逸的實踐方式。責信不只是單向的負責任（be responsible）而已，而是持續的對話、回應、再回應（be answerable），並分享資訊及權力。

國際經驗裡，公益部門的責信實踐可分為幾個時期，從最初期的資訊揭露，接著強調董事會治理責任，近年趨勢則是以使命為核心的成效評估。在晚近的這個階段，責信被重新定義為「多方行動者的權力關係」，公益組織需要更多傾聽、對話與合作，而且納入這些回饋，成為持續修正及成長的學習型組織。

大多數的臺灣公益組織，目前正掙扎於資訊揭露或董事會治理的階段，顯然與社會變遷或國際潮流脫軌。資訊揭露的問題在前一節已敘明，而董事會治理則更為敏感，牽涉到董事是否適任、行使權力的正當性、如何負起治理責任等。理論上，基金會的負責人是董事長，但兒盟購房風暴最劇烈的時候並不見董事會的身影，而是由執行長出面扛責。

如此不禁令人好奇，董事會既然通過購屋的重大決議，顯然有經過多次陳述和討論，這些內容是否能公開？董事會是否積極參與運作，或只是備詢的顧問？長期以來決定兒盟發展方向以及結餘如何處理的，是董事會還是執行長？這些結論是怎麼形成的？董事會只要閉門決定就好，還是可以適度公開或徵求同意，分享權力給利害相關人？決策者是否明白，組織累積的資源已是 10 年前的 10 倍，服務可以更大膽創新、展現不同面貌？

大型組織不只是社工／服務專業，也要呈現治理專業，才能讓社會大眾更放心的「投資」，而不只是「捐助」。

公開透明不是萬靈丹，目標是重建信任與關係

符合法規，不代表可以滿足社會期待；財務決策合理，不代表財務狀況合理。兒盟的購房事件，真正應該加以詰問的是組織對結餘的規畫是什麼、對未來的想像是什麼；兒盟應該採取的行動是以本來面目真誠溝通，爭取利害相關人的理解和認可。

《透明社會》一書指出，今日社會正是信任消失了，才會對透明度的要求無所不在，然而不斷爆增的資訊，世界反而愈加混亂，信任更進一步崩解。臺灣人對公益組織漸趨不信任，與要求公益組織更透明之間，好像也是愈纏愈緊的死結。

早期社會的單純善意，經過不斷的背叛，以及宣揚獨立思考的理性，成為愈來愈難能可貴的好儍好天真。如今公益組織必須更費周章、更細膩主動的回應利害相關人的問責，這是無可迴避的現實。然而，更透明究竟意味著什麼？堆疊更多修辭和數字，好將人繞得目眩神迷？更高深的會計術語，弄得跟天書一樣需要譯者傳達神諭？指責公益組織，是否成為捐款人卸責的藉口？

重建信任，最終還是要回到「關係」。沒有人能消化所有資訊或理解所有專業，應該追求的不是充滿各種細節的極致透明，而是有邏輯地傳遞關鍵訊息：這個組織的人知道自己在做什麼、要往那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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