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校園中的女工合作社：重建失業婦女的社會關係與生活，促進民主參與／《社會企業的社會影響：臺灣與香港的案例》
編按：巨流圖書於 5 月底出版了《社會企業的社會影響：臺灣與香港的案例》，本書為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教授官有垣所領導的研究團隊之研究成果，繼《社會企業：臺灣與香港的比較》與《社會企業的治理：臺灣與香港的比較》2 書之後第 3 本系列作品。
本篇為書中第 12 章〈香港中文大學女工同心合作社的個案分析〉，看香港婦女勞工協會如何協助一群失業婦女於香港中文大學成立「女工同心合作社」。晃眼一過 18 年，這群婦女從對合作社似懂非懂，到如今可以對同學、家人、民眾侃侃而談合作社的概念與理念，這場實驗，帶來了什麼影響與轉變？
撰文：
杜承嶸 長榮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陳錦棠 北師香大學社會工作與社會行政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官有垣 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教授
王仕圖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女工同心合作社」由「香港婦女勞工協會」協助一群失業婦女於 2001 年 3 月成立。女工同心合作社能夠成為首間開拓大學資源的合作社，是因為 2000 年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基層關注組成功抗衡大財團壟斷，爭取小賣店由基層團體承辦，將校園資源回饋社會，為校園生活帶入社會關懷，並於 2004 年正式註冊成為一家職工合作社。
女工合作社成立的概念與價值意義，如同受訪對象 A 提及：「它主要是在沒有任何老闆管理之下，一起做生意。這不但是一個生意，也參與社會的活動，支持社會上很多基層的需要，幫助沒有工作的婦女。」換言之，在合作社工作的女工，人人都是老闆，所有合作社的大大小小事務都由這群女工民主協商、共同決定，此外女工合作社亦關注社會議題，積極參與社會運動並幫助其他婦女勞工。
中大女工合作社從 2001 年 11 月開始營業，提供的服務包含：（1）小店零售，如供應熱食、點心、飲品、零食、服務（如訂報）等；（2）推廣校外基層團體宣傳，如介紹基層婦女處境、合作社、權益活動；（3）擺放其他團體、合作社宣傳品或寄賣品；（4）設義賣物品及捐助物品專區，將所得款項交予女工合作社基金，支援女工權益工作。
女工十八：女工合作社的前世今生／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基層關注組
成立至今，它不僅是一間合作社、小賣店，對中大師生來說，它的存在就好像校內建築物外牆的介紹所說，形同校園社區中的「一棵樹」，所提供的服務讓每位路過的員工學生都願意停留，也是社區內熟悉的一隅與充滿生命故事的地方。
雖然女工合作社承載著社區經濟與合作社的價值，也匯聚許多中大師生的寶貴回憶，在營運方面卻走得相當艱辛，受訪的香港婦女勞工協會總幹事指出：「在業務方面，它其實挺穩定，都是一個狀態，然而就是有半年賺錢，有半年是虧本。」營運情形也如同受訪女工所言：「我們這裡運作，一年 12 個月，我們只有 5 個月是賺錢的，7 個月是虧損的，那怎樣可以扯平呢？就是你在 9 月、10 月、11 月很忙，做到喘不過氣來。」
雖然在業務方面穩定成長，但一個年頭中有一半賺錢，一半時間虧損，其虧本原因總結來說皆是假期因素。一個暑假就長達 3 個月，受訪員工表示只能減少上班時間來縮減開支。
面對學校的寒暑假期間，大家共體時艱，一起面對問題並解決，而且在排班方面亦是公平待遇，不會讓特定女工排班多些而賺多一點，受訪員工解釋：「我們很公平的，我們 8 個社員平起平坐，都有主導權，每人輪流編更，每人編一個星期。」因此每一位女工賺取差不多的薪資，有福同享、有難同當。
此外，女工合作社的營運不僅僅是女工，還有在背後默默關懷與支持的中大學生會基層關注組的學生，他們從合作社成立之初便積極參與合作社的發展，同時關心外面的勞工議題。
在參與合作社發展過程中，發現合作社營運時間必須符合學生消費習慣，因此店面營運時間到凌晨 1 點半，但是由於夜間 11 點過後沒有夜車可接送女工返家，所以基層關注組的學生便自告奮勇，願意承擔凌晨的營運。
協會總幹事指出：「從一開始到現在，凌晨這段時間我們都是交給學生。這些學生不是我們的僱員，也不是合作社社員，他們是基層關注組的一分子。」學生義務協助營運，讓女工可以在夜間早些結束工作返家休息，由此可見基層關注組與女工合作社彼此之間緊密連結。
有趣的是，女工合作社營運夜間 11 點到凌晨 1 點半這段特崗時間，不僅帶來學生與女工彼此的信賴關係，也讓基層關注組運用這段時間舉辦校內活動，讓學生互相交流、聊天，亦讓學生能夠積極關心勞工議題，譬如學校的清潔工、建築工人和保安等。
這是女工合作社經營多年來最大的價值與意義，它不僅是校園中最溫暖的一處角落，其溫暖堅強且草根的力量遠遠超越一般市場效應，也帶來許多影響──
1. 合作社就業，同時兼顧工作與家庭
一般而言，亞洲婦女勞動參與率普遍不高，依據香港婦女事務委員會（2017）的統計，香港女性的勞動人口參與率由 2006 年的 49.3%，逐步上升至 2016 年的 50.7%。雖有微幅上升，但與西方進步國家 6 成以上的婦女勞參率相較，仍有段差距。
女工合作社的成員都是中年居多，她們其實都有就業上的需求，但因為同時要兼顧家庭照顧角色，無法在勞動市場上覓得較佳的工作。合作社透過社員自主討論排班輪值的機制，讓參與的社員有機會配合自己的時間安排工作班表，不但讓她們保有工作與家庭照顧間的移動彈性，也透過勞動歷程取得穩定的薪水。由此看來，女工合作社不只是一家單純的合作社，也具備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的型態與基礎。
2. 改善經濟、與兒女有話聊，生活品質提升
女工們因為有穩定的薪資收入，而且這份薪水在營業旺季時，平均時薪其實高於香港基本工資的時薪標準，儘管在學校放寒暑假時實質收入會減少，仍不失為一份有穩定收入的工作，因此憑藉這份薪水，是可以直接讓她們改善家庭經濟。
也因為在中大校園內接觸了大學生，女工們的想法與年輕族群的思維有所連結，她們回家後便與子女有更多的互動與對話，間接促進了家庭和諧，提升生活品質。此外，因為在校園內工作，有很多機會與大學內的教職員工接觸，無形中增長了談吐與見識，甚至帶來觀念的革新，激發她們對社會議題更多的理解與關懷。
3. 培力女工了解並實踐民主參與精神
香港婦女勞工協會為女工合作社提供了一個堅實的後盾，協會不但是關懷者，也是陪伴者，更積極扮演培力者的角色。
大部分女工因學經歷及成長背景之故，在思考上往往存在既定的框架，束縛著她們的眼界與行動，因而會有較多的自卑感。但經過合作社的工作及學習，她們彼此學會了民主參與的精神、對公共議題的關心，也能夠參與社會運動，與外界其他團體一同進行婦女及勞動者權益爭取的倡導，甚至有機會進到立法會與議員代表進行意見交流、討論與協商。
這樣的賦權歷程，不但讓參與的女工有內在的成長，也促使女工發展出更多的社會關懷行動力，將其自身的經驗推廣且鼓勵他人投入，這或許就是最實際、也最具體的社會影響了。
4. 從市場邊緣到參與行動，積極與社會融合
女工接觸工作後，經濟上獲得改善，個人也增加對社會議題的敏感度、培養民主生活習慣；家庭方面也因為民主習慣增進親子對話；在社區中常與學生互相交流與影響，也因推廣合作社的理念而影響社會。
上述這些改變，其實都可讓女工脫離自怨自艾的環境，重新融入社會與人群。在訪談中得知，並非所有女工一開始就能適應這樣的工作與生活，但隨著時間與經驗的累積，她們慢慢懂得與不同的對象互動，在這樣的參與過程中，她們從原先屬於被標定為中年失業婦女的邊緣族群，轉換身分成為積極參與社會的行動者。
合作社：市場經濟之外的溫柔力量
由此研究顯示，女工合作社不單單是一間販賣店，它存在的意義遠大於一般市場經濟。除了提供就業機會，也翻轉女工的生命經歷，讓她們不再只是普通的婦女勞工，而是受到協會充權與培力，使之相信自己也有能力可以幫助他人，進而參與社會議題，甚至積極爭取社會權益。
再者，女工合作社也影響了學生與學校。校園中原本處處都是連鎖品牌商店，唯有這間合作社充滿濃濃的人情味，亦代表著中文大學多元開放的民主價值，合作社秉持的原則與精神，也影響著學生、使他們想要自行成立另一間合作社。這種情形在在顯示在利益掛帥的香港社會，仍有許多人開始重視有別於市場經濟的社會價值，也就是人與人的情感勝過於高效率的節奏。
儘管香港是以市場經濟為主的大都市，但婦女勞工協會或中大女工合作社的存在，都是另一種溫柔又堅強的力量。他們不斷努力堅持，也不斷讓香港人看到還有其他價值存在，在追求效率、經濟之餘，還有人與人的情感值得珍惜。與其處處都是連鎖品牌，在社區中還是需要一些熟絡的人事物，唯有他們的存在才能建立起人們對於地方的歸屬感和安全感，這也就是女工合作社存在於中文大學的最大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