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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公益現場出發,分享非營利組織的產業知識、實務經驗與工作方法,看見公益工作如何運作,也累積彼此可以參考、學習與交流的經驗。

有制度能夠防詐嗎?相比於上市櫃公司受到嚴格監管,慈濟基金會是非營利法人,享有經營彈性與法律空間,但它本身資產已突破千億,讓我們忍不住思考:公益組織的治理強度,需要隨著它所掌握的公共資源規模加以分級強化嗎?

我們將過去傷痛經驗變成結晶,正式上架《NPO 資安指南》,希望讓先行組織的實務歷程與痛點,成為協手整個公益圈的寶貴經驗,提供已經意識到資訊安全管理的重要性,卻不知如何開始第一步的公益組織們開啟下一步。

最重要的或許不是立法院釋出開放資料,而是做 LawTrace 的過程。NGO 透過做產品來進行倡議,是兼具實用性與傳播影響力的好方法:可望在過程中擴圈,造出的產品也可作為募資、示範自身理念時的具體標的。

新法上路前,臺灣社工社福界的職場霸凌已有跡可循。我們對社會工作職場霸凌的現況是否足夠瞭解?法規正式上路後,在以助人為使命的社工社福界,霸凌防治機制能否真正運作?韓國的研究,可作為探討臺灣現況的借鏡。

有些新世代工作者重視個人界線,會被解讀為不夠投入,但真正的問題是,我們長期把工作設計得沒有界線。我也認為督導不應是組織結構問題的緩衝墊,督導能支持、協調、提醒與培力,但不負責滿足工作者對於一切的不滿意。

當我們開始關注戰爭風險、國防預算、民防體係乃至社會韌性,我們也將能從烏克蘭社會工作的轉型與成長中,理解人們如何在一團混亂中維繫關係、拉攏彼此、看見創傷,如何在極端現場輸送服務、改變模式、重建社區。

戰時,社工需要在資訊不完整的情況下,判斷婦女現在是否安全?孩子的照顧者有沒有能力繼續照顧?獨居長者是否還能自我照料?後續的支持也很重要。然而,社工看見的困境是,時常不知道個案轉介後,服務是否能銜接上。

我覺得那間房像是某種記憶的牢籠,只要不把通往世界的門開啟,裡頭的氣味、記憶與時光,也許就永遠不會消失,會停留在他們希望能停留的階段。而今天我們有幸和叔叔、阿姨一起見證門開啟的那一刻,一起看見了屋外的陽光和雨水。

政府長年辦理社福委辦案,卻常把公益團體當「補助對象」而非合作夥伴,導致經費不足、付款延遲、招標時間過短,甚至完成服務仍被重罰,有的公益團體還得募款貼補成本。監察院因此糾正衛福部,要求改善制度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