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昀／精神病人的「窮」是什麼？汙名、失去體力與工作、用盡所有來交換自由

被宣判精神病後，我很少出門。一般人談起青春歲月，多是友情與令人瘋狂的喧鬧回憶，但被定義為瘋狂的我，有的是醫院，與受嚴謹控制的重複生活。精神病的管理，是人依照「9、1、5、9」的服藥規則（作者註 1）去規畫生活，並捨棄變動的可能，來維繫這份「穩定」。

作者註 1：我曾經歷的精神科藥物服藥規則

為維持藥物濃度穩定，精神科藥物固定服藥時間為三餐飯後的早上 9 點、下午 1 點，下午 5 點，以及睡前的晚上 9 點。因為睡前藥物多包含安眠或嗜睡的藥物，所以吃完必須上床睡覺。

晚上 9 點就得服下安眠藥早早去睡，對一個年輕人來說，那意味著演唱會無法去聽、下班後的社交應酬無法去，連晚上多花時間進修都沒有辦法。精神病藥物讓人很累，常常累到沒力氣洗澡，只好在沙發地板睡到天明，日常生活也因為體力的限制使人恐懼。

簡單出門購物，我總要花上很多時間猶豫，雖然身體累到明顯抗拒，但仍得逼迫自己出門。一瞬間我覺得我像是個老人，擔心公車沒位置坐、或是路上出現低血壓或水瀉等副作用。別人的 20 多歲在體驗人生的可能性，但我沒有條件體會任何新的事物。

前年我受邀去「貧窮人的台北」講相關議題時（註），被問到說：「精神病人的窮是哪種？」確實，很多精神病人家裡很有錢，或非常努力賺錢，那精神病人和窮的關聯是什麼？

當時我說，「成為精神病人意味著條件的流失，一路下滑的人生，遲早會落到貧窮線之下。」但我始終感覺答得不夠好，然後反覆想著這件事，直到今天。

註：貧窮人的台北Ｘ帶病生活講座

「貧窮人的臺北」（貧北）是由十幾個公民團體攜手組成的「向貧窮者學習聯盟」（窮學盟），針對貧窮議題定期發起的動靜態展覽、倡議行動。

2022 年的主題聚焦在貧窮者的「家」，其中一場講座邀請李昀與另外 2 位講者，請他們分享在精神疾病經驗與照顧經驗中對於家的掙扎、修復與想像。講座報導：錯置的愛與各自的孤單，我們如何成為新的家人？

精神病人的貧窮：汙名、限制、玻璃地板

精神病人的人生會一路下墜，是因為形象的受損，也就是汙名。有點類似被貼上「產品不良」標籤的品牌，無論花多少力氣證明品質良好，都沒人願意冒險購買。

身為精神病人的每天，都需要思考，自己的身分會不會被人發現，然後小心翼翼的控制自己的言行。這是還可以控制的時候，更多的是無法控制自己的奇怪，而被人們起疑或厭惡，最後只好離開原本的人際圈。

被發現的嚴重性在於，必須承受隨之而來的一連串負面的想像評價。多年前我現身用精神病人身分出來倡議，卻被諮商心理師業界封殺至今，就是個血淋淋的例子。我用心理師的專業做個案，用精神病人的身分做人權倡議，都是為了服務精神病人，但精神病人的身分卻足以汙染心理師的品牌，最後我只能當一個精神病人。

對我來說，工作不是最難的事，就算體力很差、時間很少，但只要捨棄工作以外的一切，我依舊可以做好我的工作。例如玩樂休閒、親友相聚，或是打理混亂家務等照顧自己的一切，我都得放棄，因為我的籌碼很少，不選擇工作我將沒有明天。

我是這樣兢兢業業的對待我的工作，但我仍不可避免的因為形象受損，而失去了我熱愛的工作與未來。這就是汙名的力量，長年累積的表現，仍比不上別人一句「你知道他有精神病嗎？」的耳語。

身為一個精神病人，無論我澄清得多用力，也敵不過深植人心的負面評價想像，偏偏臺灣是個很小的地方，想要打聽很容易。所以我一個產業換過一個產業，到最後履歷看起來很糟，真正被蓋上了「不穩定」的評價。

這就是生命下墜的開始，當我們談到職場性別不平等時，我們會說女性有著玻璃天花板（作者註 2），但精神病人有著「玻璃地板」，被發現就會被丟出去，所以臺灣現在敢公開精神病人身分的人仍然這麼少。

而只壓籌碼在工作的人，關於生活的一切都被交換掉了，自然也就一無所有。這是個血本無歸的生意，但沒收入肯定沒生活，最後就是投一個工是一個，每一次應徵都是一場壓力極大的賭博，總是邊壓抑過去痛苦的經驗，邊告訴自己，這次不要再被發現了。

作者註 2：玻璃天花板

指性別不平等的社會，造成職場女性的升遷與待遇始終低於男性，有著看不見的天花板。

所有的事都可以交易，只為延長「自由」的時間

人生就是一連串的選擇，做出選擇後，那些沒選到的，也就是你失去的收穫，經濟學上叫做機會成本。一般來說，假設你有 A、B 兩個工作可選擇，做 A 工作可以賺 5 萬，做 B 工作可以賺 3 萬，人自然會選擇從事 A 工作，因為不做 A 工作而選擇 B 工作，等於虧掉 5 萬的機會成本。

機會成本這個概念的問題是，人往往沒有機會選擇，也不是每一個機會只有賺而沒有損失。窮人的世界擁有的很少，所以任何事都可以拿來交易。最常見的是健康，再來是親人，最後是身體與生命。

窮人的敵人就是時間，就算我有再長的壽命，都沒有能力活到明天，於是交換健康自然不是問題，或我直接結束生命，也等於處理掉了最大的問題。

當人被期待要有「健全的價值觀」時，前提是人要有「健全的資源」。過去很多人問我為什麼要自殘？我總說割自己很划算啊，肉會免費長出來。

而其他人總想要說服我出去玩或是找人聊天，但這些都要花錢或花力氣，我既沒錢也沒體力，割一刀就能讓我即刻回去面對緊繃的生活，在我的資源裡，身體就是最充裕的。

我其實不認同自殘的行為，因為自殘只是為了對抗更大的不快樂所做的事，本身並不快樂。如果可以，我也想說辭職就辭職，有很多朋友願意分憂解勞，或是用旅遊或購物犒賞自己，真正去做能讓自己快樂的事情。

我很想，可是我沒辦法，不只是經濟本身，還有精神病人沒有經濟能力時，很容易面對生活被決定的問題，小則被關在家裡，大則是被送入療養機構，再也回不來了。

成為精神病人的每一天，我都在爭取活在世間的時間，正確來說，是「自由」的時間。我很努力避免自己被認為「無法生活自理」或「發病」，避免其他人好有理由再送我去精神病院。也是因此，我與人相處總是過度小心，並帶有安全距離。

我很難向人說明我在對抗什麼，因為在別人的眼中，我的生活並不自由。但對我來說，即便是掙扎，只要我對我的人生還有一點掌控力，都是極為珍貴的自由。

犧牲自由是更好的選擇？還是不得不的選擇？

我的外婆中風後，住在養護之家 8 年直到過世，因為孩子無力照顧，送入機構似乎是個相對理想的選擇。只是回想起那裡的畫面與氣味時，我很難說服自己住機構是更好的選擇。

住在機構有人照顧，比起在外有一餐沒一餐的生活條件更好了吧？但想起外婆逐漸空洞的眼神，我知道我在說謊。

前幾年閱讀英國牛津大學「貧窮與人類發展倡議研究中心」（OPHI）的相關研究，我才弄懂這些矛盾的原因——

過去討論貧窮問題時，多專注在貨幣量和購買力，但貧窮無法只用貨幣的多寡來解釋與處理，因此 OPHI 用多維貧窮（Multidimensional Poverty）指標，直接測量人在各種生活中的匱乏情況。

例如以是否能獲取乾淨飲水和有營養的食物、住房和生活環境怎麼樣、死亡率高低等指標，判斷人的貧窮程度和狀況；OPHI 也探討數據未能測量到的面向，如人身安全、就業環境、自我價值、幸福感以及社會孤立等。

這讓我想起，多年前外婆就已做出了她的選擇，愛自由的她中風前堅持獨居，自然不願進入機構。對她來說，自由是最重要的價值，健康、壽命或是照護甚至可以捨去。

人有各式各樣的價值，只是回到生活中，要有錢才有辦法支持這些多樣的可能性。如果外婆有錢，或有辦法繼續賺錢，就不會落得被決定的命運了。

經濟能力總是殘酷的決定了人的命運，例如不夠有錢的家庭，也總得犧牲家中女兒去工作賺錢，好讓兒子有錢去念書。並不是女兒慘而已，兒子的承擔的壓力與罪惡感也是巨大的。

外婆之所以被送往機構，是為了讓我有條件好好長大，人生的快樂必定伴隨著某種罪惡的成分。

想像一種可能：人不需要犧牲彼此，也能活下來

生祥樂隊有首由鍾永豐作詞、名叫《仙人遊庄》的歌，內容講述遊蕩在農村的精神失常者，在喜慶的日子來幫忙打工的熱鬧場面。農村的人稱呼他們為「仙人」，他們過著看似自由的生活，而當需要人手的時候，他們也能為農村貢獻臨時勞動力。

差異往往取決於人看待事物的眼光，精神病人可以被驅逐隔離，也可以生活在農村成為機動勞力。人有很多可能性，並不總是目前看到的這樣，而我們永遠可以尋找更好的可能，讓所有人活下來。

北歐有著世界稱羨的社會福利制度，包含對老人、身心障礙者等的「去機構化」。每次談到這個，總有人說臺灣不可能、做不到。我希望世界名列前茅富裕的臺灣不只追求經濟富裕，而是敢去想這個可能性，那就是讓每個人都能好好生活的可能。

很多價值我不願意交易，例如我愛的人，我的家人。臺灣離那理想好遠好遠，但我想從現在起，思考要怎麼走到那裡，再也不需要犧牲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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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李昀【航向樹冠層】：
1. 李昀／是精神病人的就業問題，還是職場本身就是問題？
2. 李昀／學習原本是件快樂的事：青年求學到中年職訓，如果我們的熱情能被守護
3. 李昀／從一個女同性戀進入精神科說起：沒有性別、文化概念的精神醫療體系
4. 李昀／復原在說什麼：不是「治好」，而是可以決定自己的人生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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