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時間停在事發當時的 18 歲。」性暴力創傷復元，可能嗎？
編按：時值國際丹寧日（今年為 4/26），全球倡議性暴力防治、打破強暴迷思，多多益善以 2 篇報導和 1 則圖文包，透過好幾位倖存者的心聲，釐清性暴力受害者經常不被理解的行為反應與創傷。
本篇為專題第 2 篇，延續第１篇「無法求助的困難」，本篇探討受害者即使鼓起勇氣求助，也可能遭到再次創傷，導致許多人寧願沉默。更重要的是，如何適當協助倖存者，使其邁向身心復元。
本專題由現代婦女基金會部分支持，Right Plus 多多益善獨立報導完成。
國際丹寧日（Denim Day）定在每年 4 月的最後一個週三，旨在推動性暴力預防，鼓勵人們在這天穿戴丹寧服飾，表態支持社會破除性暴力迷思，也呼籲大眾停止責備受害者，以此發聲相挺，盼求助無畏。
長年推動婦幼人權的現代婦女基金會，在丹寧日前夕公布「性暴力事件求助態度網路調查」。調查結果顯示，高達 9 成被害者不敢報警、4 成從未對外求助。
蒐證困難、「完美被害人」迷思，正式求助卻遭二次傷害
在上篇，報導提到性暴力倖存者難以開口求助的諸多原因，像是要承受自責跟羞恥感、家人朋友們不友善的目光或評價、輿論的冷嘲熱諷或視而不見、加害者的權勢威脅等。
而針對高達 9 成沒有向警方報案的情況，性暴力倖存者匿名社群「暖暖 Sunshine」創辦人湯淨分享 2 個情境，原因之一是缺乏直接證據。例如受害者遭遇性暴力時，可能年紀尚小，或沒有意識到自己被性侵、當下處在混亂狀態等，根本想不到要搜證。
此外，根據衛福部歷年的性侵害案件通報統計，性暴力通常發生在私密的場合，例如住處或旅館等。一旦沒有立刻報警或驗傷，後續的蒐集採證相當困難，遑論有些案件已超過事發時間十幾年，要求回想當時的某一天並找出人證物證，都是偌大挑戰。
再者，難以承受進入司法的後果，也是倖存者不向警方報案的主要原因。除了擔心證據不足，在某些家內性侵的情境中，家人還會威脅「報警後要斷絕關係和生活金援」，成為當事人進入司法流程的阻力。
即使下定決心報警、循正式管道求助後，也並非能馬上獲得正義申張，反而可能會在警政、社政、醫療或司法等專業流程中，遭到二度傷害。
蔡雯晴（化名）剛成年時曾遭室友屢次性侵，威脅她不得離開當下的環境，限制她平時的人際往來跟人身自由，並揚言要傷害她的同學，甚至要她簽下百萬鉅款的本票。
長期身陷有毒的關係和環境裡，她到後來已經難以辨識那是否為性侵：「我也沒辦法跟其他人說明加害者的行為，我只說他爬上我的床，這是當時的我可以表述的極限了。」
經過半年以上的時間，她原以為雙方到大學畢業就會分道揚鑣，但加害人表示有意延續「關係」，讓她決定向友人求救報案。
「我以為報警完就結束了，可是沒有。警察質問我跟對方的情感關係，問我為什麼現在才來報警，我試著解釋因為被迫簽本票，才沒有立刻報警，但他們還是很疑惑，會說一些不太同理的話。」
「警察也問我，事發當下有沒有抓對方皮膚或踢下體？我說除了第一次之外都沒有。他們認為反抗很簡單，但我知道反抗的舉動會激怒對方，所以我選擇好好保護自己。」
實際上，蔡雯晴在做筆錄時難以和警察等人明確解釋事發經過，以及她行為背後的種種理由，因為就連她自己都還在釐清整件事。這種長期的身心混亂在性暴力倖存者身上其實極其常見，是受害後的典型特徵。此時若出手協助的人太過著急，溝通過程反而容易出現摩擦，讓傷口裂得更深。
同樣是倖存者、如今也從事助人工作的戴凱晴（化名），也有提到她在法律諮詢過程中的糟糕經驗。她記得律師質問的語氣銳利如刃：「妳跟對方做過幾次？事後沒驗傷？隔那麼久才去諮商？為什麼事後還跟他聊天？喜歡他嗎？」
然而，事件背後其實還有很多幽微的脈絡需要被理解。戴凱晴苦笑道：「我那時沒哭，只有發抖。內在的深層機轉讓我當下轉換成助人工作的角色，我跟律師解釋，沒有完美的被害人，你不能期待他就是長什麼樣子、會如何表現，很多說法都是對倖存者的刻板迷思。」
看不到盡頭和回報的司法消耗戰
當案件進入司法系統，又是一場漫長的消耗戰。鍾昌芸（化名）曾在職場接連遇到性侵和性騷擾，後者案件進入法律程序，花費 2 年，尚在地方法院進行審理。
「司法不是一個會馬上解決問題的途徑，它會不斷把你拉回事發的情境，你必須花很多金錢、時間跟心力證明被告做了錯誤的事情，甚至最後可能沒有回報。」
鍾昌芸以經濟層面為例，每次的法律諮詢、打官司的各個階段等，費用都要另算，並非一般人可負擔的金額，即使各縣市政府有相關補助，依照案件差異仍不一定能補貼足夠。
並且，訴訟期間要不停回想當時發生的事情，後來律師甚至建議鍾昌芸準備紀錄，方便隨時回頭確認。面對一件倖存者不願記清楚的事情，腦海會自動刪減很多內容，每次的回想其實都要花費更多力氣。
「法律的設計是另外的系統，它不一定能幫助人的康復，但它是另一種面對創傷的方式。」目前只有司法能讓加害者定罪，但打官司是巨大的身心消耗。鍾昌芸建議下決定前，要想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麼、有沒有辦法承擔可能不盡理想的結果。
現代婦女基金會總督導張妙如則補充，倖存者的身心復元與司法進程息息相關，在就醫、報警、檢察官開庭、法院開庭等場域，若能獲得各專業的正向支持，即使最後因證據不足而難以定罪加害者，也能發揮復元的功能，讓事件正式落幕。
目前，各縣市政府的性侵防治中心，都有提供免費的法律諮詢、諮商轉介與律師費等相關的費用補助。專門協助弱勢群體的法律扶助基金會、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等，也有相關的司法資源可以申請。
復元４關鍵：耐心陪伴、認識創傷、提供資訊、建立支持
當環境的友善程度，很大程度影響性暴力倖存者的求助意願時，身邊的人如何提供幫助？
張妙如提出幾項建議，包括信任和聆聽、認識創傷反應、提供復元資訊但尊重倖存者的決定。最後是協助建立個人的支持系統，像是尋找社工、諮商，可以相信的朋友等。
關於良好的陪伴，受訪的倖存者都同意「慢慢來不要急」，每個人都有各自的步調，適切的支持可以讓往後的復元歷程持續進行：
「別急著解決你看起來是問題的問題，對方之所以告訴你煩惱，是認為你能懂他。身邊的人首先要做的不是強迫替他解決問題。試著放下評價和批判，讓他知道你聽見了就好。」戴凱晴說。
「大家常認為只要看諮商、吃身心科藥物就會好，但我認為陪伴不需要資格，唯一需要的是嘗試同理對方的感受。」蔡雯晴說：「靜靜陪伴，適時提供建議或方向，詢問有什麼能為對方做的事。讓對方保有選擇，重點是能處在沒有壓力的狀態下。」
鍾昌芸也提到：「我傾吐經驗後，曾有人對我說『謝謝妳相信我』，這對我來說很有力量。因為你不會特別覺得這件事需要被感謝，但你得到對方的謝謝時，會發現原來我願意講這件事也很好、願意信任這個人也很好。」
戴凱晴則表示，創傷反應其實都是在隱微提醒一個人，自己受了傷，傷口可能難以被他人理解，並且會循序漸進為當事人的生活帶來影響。她舉例：「我開始在意他人的目光，也因為加害者有跟別人說我們『發生關係』，我不知道別人聽說了什麼、是怎麼想我的。我覺得我的人際關係斷裂又孤單，無法相信任何人。」
「接下來，我沒有辦法洗澡，當洗到私密部位時，我會覺得那是別人的手。再來我會過度警覺，常覺得自己被跟蹤，身邊如果站著魁武的男性，都讓我非常警戒。」
在性暴力事件發生後，幾位倖存者也都跟親密伴侶（非加害者）的相處發生摩擦。有人抗拒伴侶的碰觸、不自覺甩開牽上來的手，有人發現伴侶表現出跟加害者類似的性格時，就算明白雙方不是同一人，仍會感到懼怕。
鍾昌芸也提到，她因為情緒起伏不穩定，常跟伴侶爭吵，後來透過伴侶諮商和相關的諮詢服務，歷經長時間的磨合，才找到適合的方式來承接彼此。同時，她也逐漸摸索自己的復元方式，盡量把事件經歷和情緒波動留在諮商或社工談話的場合，和日常生活明確切割界線，避免自己和身邊親近的人陷在同一段痛苦的記憶裡。
「你是重要的」、「相信自己會有光」
「我的時間好像停在事發當時的 18 歲，這幾年我的生活過得再怎麼豐富、再怎麼努力，好像始終都被定錨在過去而不是現在，我還是那個缺失的我。」
走過漫長的年月，蔡雯晴在事發後約 5 年，決定公開在社群平臺分享個人經歷。她雖然曾跟其他人分享，對方的反應卻總讓她覺得自己可憐，或感覺沒有被接住。於是她選擇將經歷以文字記錄下來，希望借助眾人之力，協助她釐清自己的狀態。
慶幸的是，蔡雯晴收到很多支持的回饋，還因此連結到一些有相似經驗的人，讓她發現自己「真的能說出來了」，甚至升起可以訴說更多的想法。現在她可以自然的說：「我很努力活著，也開始覺得活到現在這樣還不錯。」
面對有相似經驗的倖存者，蔡雯晴堅定表示「相信自己會有光」；戴凱晴則分享：「你是重要的。很多時候倖存者會忘記這件事，把所有的責備往自己身上刺，很容易因此掉落。希望大家都要記得：你很重要。以及感到害怕沒關係，悲傷時就要好好難過，不要壓抑。」
「每個人都是一顆種子，大家都會開花，可能是不同的花，也許你是海芋，不需要那麼多太陽，適合比較潮濕的環境，那也很好，你還是會盛開。請好好等待自己、記得原本的自己、相信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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