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社福運動的挑戰與未竟之業（上）：資本、權威與反制力量的威脅／《臺灣社會福利運動與政策效應》
編按：巨流圖書於 2018 年 10 月出版《臺灣社會福利運動與政策效應：2000-2018年》一書，本書是繼蕭新煌與林國明 2 位教授在 2000 年出版的《臺灣的社會福利運動》之後，另一本接力探討千禧年後臺灣社會福利運動的發展動態，尤其關注社會福利「運動」與「政策」間的互動與關連性。
本篇摘錄自本書第 1 章總論「勾勒千禧年後的臺灣社會福利運動」，作者學等人爬梳 2000 年後各領域的社會運動進展與困境，並指出倡議之時必須直面的問題。本篇自原文 1 萬餘字的篇幅中，摘錄部分精華。
撰文／蕭新煌、官有垣、王舒芸、劉侑學
2000 年以來，社會福利運動不但類別多樣、訴求多元廣且深，運動的主導框架也經歷典範移轉。不但強調公民權論述，也重視社會福利專業的尊嚴和地位，以及呼籲社會福利運動應同時關注「福利領受者」及「服務提供者」，並指向「勞動權」的不公義問題。
社會福利運動曾源於弱勢者抗爭，但近期則要求制度性的改革和提升公民權訴求。林國明、蕭新煌（2000）已指出可從 3 個面向檢視運動成果：一是政策過程，運動團體是否獲得認可，取得影響政策的參與管道；二是結構轉型，係指運動是否帶動政治結構與社會價值的變遷；三是政策變遷，亦即政府對議題的回應、政策的提出與制定、政策的內容與實際產出、是否為受益者帶來新的利益。
從運動成果的第一個面向，即「倡議團體的論述正當性、代表性的被認可，是否因此取得影響政策的參與管道」來看，當年社聯工作室成功催生「老人福利推動聯盟」、「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成為後續老人福利與家庭照顧者的重要倡議團體。
婦女新知催生生育改革行動聯盟、伴侶盟、婚姻平權大平台等；托育盟則是取得政府委員會席次及發言權的例證；衛福部邀請各民間團體召開「醫師勞動權益推動小組」時，邀請醫勞小組與會；社工工會在官方召開的總額分配制會議中主動要求並被接受進入會場，將會議過程直播，讓有興趣的社工社群可以了解各團體的發言與協商過程，都在團體代表性上有所斬獲。
從法制到觀念：社會運動帶來的價值變遷
第 2 個判斷運動成果的構面是運動帶來價值的變遷，也明顯呈現在本書所討論的許多運動中。例如當人們在勞動市場處境越陷入低潮、可與資本家抗衡的槓桿工具越發稀少的世代，2010 年《工會法》修法，使工會組織的團結形式出現新的可能，加上大量運用網路媒介傳遞訊息、論述，激起了過往嚴重被輕忽的勞權意識。
這一波的工會運動就算尚未能鬆動綿密的政商網絡，但前仆後繼的跨廠場新興工會成立，已看出勞權意識漸漸擴散。連過往被視為白領的醫師、大學兼任老師、社工師也漸漸自覺到除了「專業地位」外的「勞動身分」，其非典或過勞處境與其他勞工並無太大差異。
就照顧責任來說，對照 2000 年《臺灣社會福利運動》中王淑英、張盈堃（2000）的分析，當年托育尚處於福利政策的附庸位置、國家緊緊擁抱家庭主義觀念，如今已是中央、地方政治人物的重要政見，而且有某些行政部門也主動追求擴充托育及強化女性就業，家庭照顧者的沉重負擔、家務移工的汙名與未被平等對待的處境也被揭發。被歧視的同志得以翻轉，驕傲上街遊行。
此外，障權運動的「散步策略」顯示新一代運動不只要求補助、擴大服務，更要以身體經驗及日常生活的抵抗出發，召喚公眾重新理解障礙者處境。18 歲公民權之倡議雖修憲闖關失敗，但已引發校園內的討論熱度、也成功翻轉社會風向，從 2004 年高達 8 成的反對率逐漸逆轉為約 7 成的支持率，都是 2000 年後一連串運動帶動社會價值變遷的重要戰果。
從是否爭取到新利益的角度來看，大學兼任老師仍爭取到鐘點費調漲、落實大專校院應為兼任教師健保，雖然政府另立巧門差異化對待，但也實際為某部分老師爭取到權益。此外，托育服務的預算規模、某些縣市的加碼補助、非營利幼兒園的擴張。
而於 2015 年 5 月三讀通過的《長期照顧服務法》第 9 條首度列入「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等也都是實際的成果。2007 年《民法》修正通過子女姓氏修改為父母書面約定、2012 年公布實施的《家事事件法》及家事法庭則是婦權運動的另一成功戰果。
此外，2017 年 5 月同性婚姻法制化運動的釋字第 748 號，宣告《民法》未保障同性別者締結婚姻，違反憲法保障婚姻自由及平等權之意旨，也豎立了最接近成功的重大里程碑。然而，釋憲保留 2 年空窗，造成運動中「反專法」的次構框必須再與反制運動動員拚搏，是否能達成目標，還有待觀察。（編註：2019 年 5 月 17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司法院釋字第 748 號解釋施行法》，並宣布同年 5 月 24 日生效，臺灣成為亞洲第一個同婚合法化的國家）
最後，在福利擴張時期爭取新利益或許是重要的運動成果，但在福利緊縮的年代，抵抗刪減與防止惡化，也是一種運動成果，例如本書第 12 章指出，雖然電信工會最終未能成功阻擋中華電信民營化，但民營化過程並未發生像其他國公營事業員工工作權受損或勞動權下降，甚至還與公司簽一份約定 5 年內「不裁員、不減薪」的團體協約，就是明證。
臺灣社會福利運動的挑戰與未竟之業
從社會福利的觀點來看，2000 年以降的變遷主要來自家庭變革與勞動市場的資源重分配，鑲嵌在一個經濟發展趨緩，機會與資源分配嚴重不均的新風險社會裡。
而社會福利運動最終在挑戰：究竟能否有足夠的能量督促國家建構一套整合醫療、勞動、照顧與福利服務，完備社會福利體制的制度？將資源配置的標準從補貼邊緣弱勢的殘補邏輯轉化到制度性的個人權益，認定風險分擔的機制必須社會共同承擔，而不只是個人責任或家庭倫理。
在這條改革的路上，雖然社福倡議團體扮演一定角色、也有相當斬獲，但也面臨外在結構與內在動能上的挑戰。
1. 改革成果取決於挑戰資本與權威的程度
首先，改革成果常取決於倡議目標所涉及的資源重組、挑戰權威、與改變文化的程度。例如第 7 章〈挑戰權威知識：臺灣的生產改革運動〉論及生產改革運動即提及，「臺灣生產治理仍由產科醫學主導掌控，因此『生產計畫書』因形式簡易，較不挑戰醫學權威，因而得到政府正面回應。『共照模式』涉及眾多組織架構及資源的重分配，執行上格外困難。」
又或者如第 5 章〈臺灣的性別運動與變動中親密關係樣貌〉與第 6 章〈桃花爛漫始抬眸：臺灣同性婚姻法制化運動〉倡議目標是為了改變傳統性別與婚家觀念、挑戰弱勢族群應受保護的家父長制或殘補式等意識型態，或如第 3 篇〈失守的底線：勞動彈性化的抵抗與團結嘗試〉各章可能威脅資本積累的空間時，那麼遭遇對抗運動的反彈作用力便有可能相當強勁。
2. 街頭與輿論之外，反制力量也進入政治戰場
第二，選舉與代議制度所開放的政策參與管道，不只對社會運動有利，也同時可能讓反制運動獲益。
這 18 年來整裝成軍的反制運動分別從自由主義市場與保守的家庭與性別價值，大力反撲、箝制社會運動的動能。因此在第 5、6、8 章描述了在婚姻平權、親密關係民主化、托育責任去家庭化的歷程中，守護一夫一妻家庭價值運動的集結、密集母職迷思與市場至上原則，以及對享有父權紅利的生理男性感到威脅與憤怒，進而興起的厭女情節與行動，都來勢洶洶。
第 6 章分析 2015 年婚權的反制運動，如何積極利用總統及立委選舉的政治機會組黨並推出候選人，展現政治動員力，在 2016 年選舉前 4 天將 18 萬份公投連署書送交中選會，才成立一年的信望盟拿下 20 多萬政黨票，全國第 8。
信望盟更在 2017 年的中華民國兒童權利公約首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CRC） 及 2018 年的《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會議中取得代表席次，甚至在釋憲案後提出反制公投，並在本書出版前夕的 2018 年 8月 28 號收集到遠超過門檻的公投 3 案 200 萬連署票，並在年底大選綁公投。
此外，反制托育公共化的力量也成功集結，從中央到地方遊說施壓，抵抗政府的價格與品質管制。
接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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