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 MeToo 運動阻礙重重？南韓檢察官徐志賢：受害者若不出聲，改革將無法邁進
適逢「#MeToo」運動滿 2 週年，2 年來，這個鼓舞無數女性勇敢揭露性暴力過往的運動在歐美急速延燒，聚焦的不只是女性受到的性剝削與性侵害，也擴大到男女同工不同酬、企業的性別指數、女性員工比例懸疏等職場歧視的相關討論。與此同時，亞洲社會卻相對沉寂。
昨日於高雄展覽館閉幕的第 4 屆世界婦女庇護大會（4WCWS），邀請來自南韓的檢察官徐志賢與知名詩人崔泳美，以及馬來西亞女權運動家艾薇‧約西亞（Ivy Josiah）召開記者會，探討「#MeToo」運動在亞洲推動的阻力，日本 #MeToo 運動發起人、自由記者伊藤詩織也以預錄影片形式，於記者會中呼籲亞洲各國團結一致。
勵馨基金會執行長紀惠容表示：「亞洲的民間團體雖然很有力量，法令與政策進展卻相對緩慢。社會對於談論性議題也相對保守，再加上東方文化重視社會關係、個人前途常繫於權威手中，加害者通常又掌握極高的權力，多數人因此選擇噤聲。」此外，部分亞洲國家受到宗教信仰、保守文化與不完善的法律體制禁錮，或社會在性侵議題中仍習慣譴責受害者，導至倖存者受到更大的傷害，更不敢揭露自身經歷。
女記者伊藤詩織是日本第一位勇敢站出來響應 #MeToo 運動的倡議者，她指控自己過去的電視臺長官山口敬之在餐敘時對她下藥性侵，並將經歷出版成《黑箱：性暴力受害者的真實告白》。然而，挺身而出的她並沒有獲得支持，反遭社會批判、匿名威脅，今年甚至遭山口敬之反控訴，索賠 1.3 億日圓。
「日本法律狹隘定義強暴，只有行為者使用暴力或威脅手段，且受暴者有明確的自衛行為，事件才有機會被繼續追查。」伊藤詩織期盼日本政府能面對法律漏洞，做出實際的改變，並補充說：「其實日本社會已逐漸在改變，越來越多媒體報導相關議題。以前我走在街頭都會易裝，擔心被攻擊，但從去年夏天開始，我遇到很多關心我、表示支持的人，於是決定不再扮裝。」
「明年就是日本《強暴法》修法滿 3 年，到時候會有大規模的『Flower Demo』花朵遊行，這是重新審視法律的好機會，希望可以進一步推動相關法規改革。」她說。
南韓 #MeToo 運動發起人之一、詩人崔泳美則朗讀她的詩作〈怪物〉，描述一名年長的詩人習慣對女性伸出狼爪，受害者包括女作家和出版商。這首詩發表後引起輿論嘩然，認為是在指涉曾多次入圍諾貝爾文學獎的南韓國寶級詩人高銀。高銀隨後對崔泳美提出妨礙名譽訴訟，並在一審時敗訴，但表示會再上訴到高等法院。
崔泳美說，#MeToo 雖然在韓國引起旋風，但「我不希望這場運動引起男女間的性別對立，而是期盼能成為過去和未來的一個過渡。我們應該將不好的留在過去，讓彼此日後能生活在一個更友善的環境。」
南韓檢察官徐志賢則因公開自己 8 年前遭法務部官員安泰根性騷擾的經歷而被調職，從首爾轉降到地方檢察署，並遭高層掩蓋事實。今年初，首爾中央地方法院裁定安泰根濫用權力，處 2 年監禁，但他堅稱自己不認識徐志賢，也不記得自己有不當行為，表示會繼續上訴。
徐志賢說：「我曾經認為，體制改革只是需要時間，但現在我清楚知道，被害者若三緘其口，改革是無法辦到的。」徐志賢希望自己親上火線現身說法，能成為南韓檢方改革的第一步。
勵馨基金會副執行長洪雅莉解釋，「#MeToo」事件的 2 大特徵是「權勢關係」與「長期隱忍」，從運動推展至今所揭發的案例可見，大部分女性遭受的多為職場性騷擾，加害人與被害人的權力位階也相差甚多。「被害人往往忍耐很久、暴力持續很多年，侵害者都是熟識的人，而且處於不對等的權力關係中，導致他們很難站出來。」
洪雅莉進一步提及，即使在甫通過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臺灣，多元性別者依然面對更嚴竣的挑戰：「根據我們的研究發現，多元性別的受害者人數高於一般受害者，其中有 4 成從未向他人求救，另外 4 成受害者也只跟朋友求救，從中可見他們艱難的處境。」
馬來西亞女權運動家、全球安置網絡亞洲區前董事艾薇‧約西亞（Ivy Josiah）則重申男性在運動中的重要角色：「#MeToo 運動不只屬於女性，男性也可以發起 #MeNo、#MeNot 運動，表示拒絕使用性暴力或性騷擾作為矮化女性的手段。希望男性能意識到，長久以來在父權社會中所面對的不當思維與生活方式。」
她並在最後邀請各國於明年 3 月 8 日攜手響應「全球婦女大罷工」，強調女性應有說「不」的權利：「女性可以大聲說：我今天不當照顧者！我今天不做工！甚至有權跟伴侶說：我今天不想發生性行為！當女性的聲音被聽見，性別平權運動才能走得更長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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