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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法上路前,臺灣社工社福界的職場霸凌已有跡可循。我們對社會工作職場霸凌的現況是否足夠瞭解?法規正式上路後,在以助人為使命的社工社福界,霸凌防治機制能否真正運作?韓國的研究,可作為探討臺灣現況的借鏡。

在烏克蘭身心障礙服務尚且脆弱時,戰爭就以極快的速度將其撕裂。身心障礙者生活中的「不方便」,在戰時成為攸關生死的難題。撤離、避難、就醫變得更困難,當政府系統接不住,身心障礙者組織與社工如何在戰火中補位?

戰時,社工需要在資訊不完整的情況下,判斷婦女現在是否安全?孩子的照顧者有沒有能力繼續照顧?獨居長者是否還能自我照料?後續的支持也很重要。然而,社工看見的困境是,時常不知道個案轉介後,服務是否能銜接上。

「生命當中,每個人都有所牽掛,他只要沒有了牽掛,也就不需要珍惜自己,就像那個熊玩偶。」當熊玩偶被破壞,牽掛沒有了,「要變強」的種子一旦種下,人就不會回頭了。

對孩子來說,陪伴是最奢侈的愛,安置機構裡的社工及生輔員,就是為了補足這一環而存在。電影《失樂園》具體拍出社工的苦、經營者的難,讓更多人理解育幼院的情況,這是蔡銀娟導演拍攝這部電影的初衷。

分手的過程讓我懷疑自己,不知道什麼時候我才有勇氣告訴網友我是身心障礙者,會不會一說,就被晾在旁邊了?我希望你們看見我可以是一位有能力的人,和大家一樣,想對喜歡的人付出,也想證明能夠照顧自己、照顧喜歡的人。

究竟社工們在激動什麼?為什麼好多情緒法律人和社工彼此都看不明白?錯誤的引用和沒有證據能力的東西,二審還會再被使用嗎?

當整個社會陷入災難,助人工作教育應該扮演什麼角色?烏克蘭天主教大學社工系戰後騰出教室,協助流離失所的人申請社福資源,許多烏克蘭社工系所也開始推出訓練課程應對戰爭即時需求。社工教育正經歷一場急迫的轉型。

俄烏戰爭後,烏克蘭社工從提供一般福利服務,被迫走向大規模危機應變。面對數百萬流離失所者,社工不只提供物資、安置,還有心理支持、就業與社區重建。同時,助人者也身處戰火和創傷中,長期承受耗竭與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