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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那間房像是某種記憶的牢籠,只要不把通往世界的門開啟,裡頭的氣味、記憶與時光,也許就永遠不會消失,會停留在他們希望能停留的階段。而今天我們有幸和叔叔、阿姨一起見證門開啟的那一刻,一起看見了屋外的陽光和雨水。

在巴黎街頭與性工作者及倡議者相遇,與她們談制度、困境,也靜靜聽一個女孩說話。不同國家和語言的人,在同一條艱難的路上彼此看見。

「我寫這本書,正是希望換得每個人的無言以對,不再輕易評價另一種人生,我想得到那樣的沉默。」

「妳能陪我去嗎?」朋友的一句話,讓秋梅遠從越南嫁來臺灣。走過初來乍到的考驗,如今經營美甲室,也間接成為了社區社交場所,不論退休年長阿姨、辛勤做工的男性,都可以在這裡彼此相識、相熟。

「把生命丟到路上流浪,才能看到它真正的模樣」。曾有一個罹患肺栓塞的無家者,早早寫了張「不要急救」的紙條塞在褲子口袋,說萬一哪天出事,千萬別把他救活⋯⋯

要怎麼稱呼視障者會比較好?我覺得只要態度是尊重的,語氣是誠懇的,只要不是叫我們瞎子或青瞑仔就好,稱呼我們盲人、盲友、盲胞、視障者,視障人士或視障朋友,統統都可以!

來臺灣後,從看護到茶室顧檯攬客,能賺錢供應家人是感到最有價值的時刻。但當客人來時,又覺得沒有價值,矛盾著自己做了上帝不喜歡的、有罪的事。

扭曲拜物、排除邊緣的文化,令人不合時宜。什麼是正常、什麼是異常?或許,人其實比自己想像的更有能力去含括更多的他者進入自己的眼簾下生活。

能夠回到自己的生活,並不代表哀悼就結束了,只是哀悼的強烈程度逐漸減輕,讓遺族能夠繼續他們的日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