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本文由吳學儒所寫，出身教育系、中文系的他也是一名漢人社工、台灣原住民族社會工作學會「原住民族政治暴力創傷療癒與照顧計畫」的專員，同時也是國中國文老師、舞臺劇演員、性平教育講師、男同志、東漂的都市人。
本文的起點是 1960 年發生在花蓮縣卓溪鄉「卓樂部落」的「手榴彈事件」，這起冤屈至今仍影響部落歷史記憶。吳學儒分享自己在部落的社會工作經歷，反思如何在尊重當地文化的前提下和部落居民、事件家屬互動，並進行社會工作。
他強調文化敏感度，並提到「退與進」的動態過程，最終參與並籌辦了一場展覽，陪伴當地族人重構歷史並療癒創傷。這篇文章好比展覽的前傳，下篇吳學儒將更加寫實的介紹這個展覽的內容，深入描繪展覽。
2023 年，我聽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老師王增勇分享白色恐怖的冤獄事件後，他邀請我加入「原住民族政治暴力創傷療癒與照顧計畫」，秉持著對原住民族與轉型正義領域的興趣，我跳出教育圈，跨足社工界，開啟「社工小白」的新旅途，走進這項計畫。
正式踏進這份工作的第 2 天，我就從臺東驅車前往花蓮，尋訪「手榴彈事件」的受難後代家屬。
1960 年，時任花蓮縣玉里分局卓麓派出所的余寶堂警員，平日與當地布農族人、基督教會相處不睦，族人不堪其擾，請時任村長的沈金福傳道師，於村民大會中為民喉舌，卻疑似惹惱余姓警員。
余姓警員竟將手榴彈或疑似為匪宣傳的文件傳單，放在含沈金福在內共 5 名教會幹部的家中，並聲稱這些物件是「證據」，誣陷 5 人有「預備叛亂」之罪名，將他們帶至派出所，又在鄰近的天主堂外毆打受難者，再抓回玉里分局。
在分局大約一週的時間中，受難者遭到警方刑求，其中包含以針刺手指和腳趾、強灌鹽水，又在白飯上鋪滿鹽巴，飢餓的受難者們只能先乾吃鹽巴，才吃到底層白飯果腹。
此外，因受難者皆為長老教會重要幹部，警方強迫其踐踏聖經，且撕下聖經，強迫他們吞下，對他們的信仰極盡羞辱。
圖為卓樂教堂，基督長老教會是卓樂部落族人重要的信仰。圖／取自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事件爆發後，鄰近的清水教會 Kising Tansikian（田榮順）牧師，前往玉里的外國人駐點處傳達消息，再傳至臺北。長老教會的鮑德理（Blake Bradly）牧師才向內政部反映，輾轉救出被囚禁的受難者。
同年 9 月，余姓警員因故意陷害誣告他人預備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被警總判處有期徒刑 13 年，褫奪公權 5 年。
儘管法官最後懲處該警員，但以「預備叛亂」的罪名誣陷族人，只是為了報復私怨，足見當年威權統治對族人日常生活的影響。
這個事件，史稱「手榴彈事件」。
社工小白學習求助、連結資源：遇見關鍵的部落協力者
這項計畫的主要精神，是試圖接觸手榴彈事件的受難後代家屬，找出最適合與他們互動的方法，並了解他們需要的個別照顧或集體療癒方式，這些方式可能大相逕庭；另一項任務，則是在後代家屬可能有需求的前提下，創造一個他們可以安全敘說、被積極傾聽的空間，讓他們有機會道出家屬視角的受難事件、聽見族人的聲音。
縱使大致認識手榴彈事件始末，然而當年的受難者皆已仙逝，面對餘下的後代家屬，我能怎麼做？一名從未踏進這個部落的漢人，忽然進門就說：「嗨！我是因為您家中長輩曾經歷政治受難，所以來關心家屬近況、想聽聽你們怎麼想這個事件的社工！」怎麼想都會被砲轟。
走進部落，是需要牽線人、需要展現誠意的。回顧以往我在臺東接觸族人的經驗，已經聽到太多外來者進部落做計畫、做研究，取得成果後，卻未真正為族人留下些什麼的故事。
此刻的我，是為了距今已超過 60 年、幾乎無人談論、許多後代也不太清楚的白色恐怖事件，而走進部落，不難想像後代可能對我的造訪起疑、困惑，遑論當年受難者就是遭受威權政府迫害，對（他們視為）代表體制的社工，也很難全然相信。
我很快發現，我必須學習如何適時後退、讓家屬自己決定步調。我該進，還是該退？當時我遇見當地組織「Takbanuaz 布農文化發展協會」理事長張緯忠，他親自帶我走訪每個案家，不時充當族語翻譯，為長輩解說我的來意，正式開啟了我在卓樂部落的工作。
張緯忠帶領吳學儒走訪部落，也連結卓樂教會、與牧師交流受難事件。圖／吳學儒提供
就我個人對社工的粗淺想像，似乎是發現個案若有某種需求，可以透過某些管道、媒介連結資源進到案家，陪伴他們走一段路、協助他們能再次健康自立生活；然而當我首次看見一位後代家屬的生活狀況欠佳，言談中似有對我求助之意時，當下腦袋就當機了——
怎麼解決？怎麼連結？什麼資源？我對社福系統知之甚微啊！若連個案的立即性需求都無法回應，遑論要做什麼手榴彈事件集體療癒修復工作？災難性的滑坡想像，使我在到職第一個月便焦慮不已。
當時，東海大學社工系老師鄧湘漪擔任我的督導，她建議我聯繫當地的原住民族家庭服務中心（以下稱「原家中心」），部落裡有需求的族人，都是原家中心的服務對象，這些在原家中心工作的原住民社工也是最貼近在地文化的工作者。
我就這樣認識了原家中心社工張俊傑──從此一起為手榴彈事件集體工作腦力激盪、付諸實行的協力者、好夥伴。
張俊傑擔任社工多年，也是卓樂部落族人，對當地的一切瞭若指掌，跟著他走在部落裡時，經過的每一戶、遇到的每個人，至少都能說出一二，這對在都市長大的我而言，是很難想像的；更重要的是──他本人就是手榴彈事件其中一名受難者的後代。我知道，怎麼樣都要巴著他才行。
深入生活的烤肉分享會：我們配合族人，不是族人配合我們
張俊傑身上帶有雙重標籤，他是原家中心社工，也是受難者後代，這讓我的工作開展出了新局面。
前面提到，原家中心是部落在地的社福單位，這些原住民社工做的不只是個案式的連結資源、關懷訪視，張俊傑更在意的是身為一個「原住民社工」，能做出什麼有特殊性的「原住民族社會工作」？原家中心──或說原住民助人工作者，能真的為部落做 什麼？這個疑問，或許因「受難者後代」這個身分而有了解答方向之一。
在轉介個案的過程中，我也開始和張俊傑討論召集 5 個案家家屬聚會的可能性。他敏銳的表示，聚集團體當然沒問題，但若想要家屬開口談受難事件，舒適自在的氛圍很必要。
「舒適自在的氛圍」，在我過去的學校經驗中，大概可以想像成是輔導室裡團諮室的溫暖擺設、師生之間認識已久建立的穩定關係⋯⋯正當我想像要怎麼準備場地時，「到緯忠家烤肉吧！聽到要吃烤肉他們就會來了。」張俊傑半開玩笑的說道。
我才赫然覺察，對啊！以前不是常在部落朋友家烤肉聚會嗎？顯然這也是他們最熟悉、最日常的聚會形式，沒有刻意打造的溫馨場地、不是外人社工主導的「安全環境」，而是我跟著他們的步調、他們的慣習，毋須為了「證明我在工作」而搶走麥克風，這就是最以他們為主體的分享形式了。
張俊傑促成首次烤肉分享會，向手榴彈事件家屬說明社工現身原因。圖／吳學儒提供
2023 年到 2024 年，我們舉辦了 3 次烤肉分享會，從仍健在的受難者妻子，到往下第 3、 4 代子孫，家屬們逐漸願意說出記憶中失落的拼圖。這些拼圖，有相同的內容，也有歧異且無從查證何者為真的面貌。
然而，或許手榴彈事件與教會信仰有關，即使無法確認事件真相全貌，5 個案家的家屬卻一致同意，所有的記憶碎片都值得被保留、持續述說── 最重要的是，當年信仰給了 5 名受難者力量，當代家屬也希望傳唱事件不以仇恨或悲傷為主調，而著重於因迫害而受難，更證實了堅貞信仰的重要。
我是男同志，在倡議多元性別權益時，不免遇到來自以信仰為名的攻擊與否定，使得我以往對教會信仰很難保有正面觀感。在這份以原住民為對象的社工工作裡，我卻有機會跟著族人、家屬，學習感受上帝帶給他們的勇氣和祝福。
也許療癒的集體包含了我，他們倚靠上帝訴說了政治受難的傷痕，我則倚靠著他們鬆開了性別與信仰之間的結。
以退為進的社會工作：我的不作為，成為後代家屬的空間
一次次的烤肉分享會過去，張俊傑對部落工作有更具體的想像。
「手榴彈事件是獨屬於我們部落的歷史事件，也是創傷記憶，但以前大家都不談，不要說外人了，連記得的家屬都沒幾個。所以我想辦沉浸式展覽，模擬重建當年晚上警察抓人的場景，讓部落其他族人，甚至學校、公部門也都來認識卓樂部落有這樣的一段記憶。」
張俊傑在第 3 次烤肉分享會前，再次和我討論了他作為原住民社工、作為受難者後代，想為手榴彈事件做更多事。
第 3 次烤肉分享會上，張俊傑向其他家屬說明這個計畫，不僅張緯忠表示發展協會一定傾全力支持，其他家屬也提到，過去他們只能從教會聽到比較簡單的事件版本，家屬從來沒有機會傳達自己的聲音，這次沉浸式展覽將由家屬們一同親手打造，她沒想到自己已經 60 多歲，還可以「說給大家聽」。
這項沉浸式展覽計畫就在家屬們同意下，由張俊傑和我發想規畫，再邀家屬親力親為佈展。
那麼我能做什麼？儘管我是創傷療癒工作者，但我一再提醒自己要退一步，計畫、行動的主角是家屬。
吳學儒、張俊傑和族人一起，在烤肉會分享前祈禱。圖／吳學儒提供
於是，我敲起鍵盤，將一年多來記錄下的家屬敘事，整理成足以印刷為展板的文案；也協助張俊傑計畫文書、預算編列等行政事務，讓自己「隱身」，卻又確實是推進展覽計畫的助力。
「這樣應該可以吧？我身為外來者、身為漢人，在部落裡和原住民受難家屬一起工作，退到這樣的位置應該是恰到好處了？」邊和張俊傑一起工作，我的腦袋邊不斷思索著自己應該站在哪裡——
「不管是漢人或更久之前的外來殖民者，已經巧取豪奪太多原住民族的集體權、話語權了，現在的我採取這樣的言行，文化敏感度算是足夠了嗎？會不會還有什麼太自以為的地方？」我持續在腦內自我轟炸、辯證、質疑、放下，又提起。
在退與進之間、在一年多的互動之後，卓樂部落手榴彈事件沉浸式展覽於 2024 年底開展，我還來不及釐清那些紊亂，沉浸式展覽卻又把我推向下一個故事的開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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