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家轉型4】莊曉霞/無聲的吶喊:原家中心轉型下,被遺忘的原住民族邊緣底層

撰文/莊曉霞  國立東華大學民族發展與社會工作學系教授

七月中的東臺灣悶熱難忍,中午的陽光透出毒辣,像要把人曬乾。離開 Akong 家,心中久久無法平復,感覺仍然聞到黏稠刺鼻臭味的空氣,眼前是一幕幕 Akong 和孫子女生活空間的場景。

空地上滿滿的回收物,冰箱、餐桌與套著透明塑膠的回收物放在一起,上面全是黑壓壓的蒼蠅,似乎全鄉的蒼蠅都集中在此。回收物中間僅容一人進出的狹窄通道,地上積著汙水,2 位長相可愛的男童穿著及膝、滿是汙漬的 T 恤,赤著腳好奇看著我。

年近 70 歲的 Akong 住在附近僅有極少家戶的部落邊緣,他照顧的孫子女中,2 位曾被診斷出心臟問題和語言障礙。Akong 除了撿回收,還會賣菜、打零工補貼生活開支,國小的孫子也會幫忙整理回收物。

由於正值放暑假,出去打零工的 Akong 會將 4 個孩子全部帶去工作場所,以防孩子放在家中不安全。也因為他帶出去的孩子衣著邋遢,他曾被通報,認為 Akong 有疏忽照顧之嫌。

在原鄉地區,像 Akong 這樣的家庭並非不常見,他/她們的個人、家庭、文化與社會經濟資本薄弱,大多居住在部落或社區的邊緣,被套上諸多的負面標籤,如「隔代教養」(註 1) 、「疏忽照顧」、「酗酒」、「福利依賴」等。他/她們也因為教育程度不高,不管在部落,還是更大維度的社會中,都是失語的底層邊緣人

社會往往忽視這些家庭努力生存之餘,在照顧上付出的心力,以及原住民族文化多樣性的照顧倫理,如隔代教養作為文化傳承彈性照顧的關係倫理(註 2)——

傳統原住民族沒有書寫文字,族群的知識就透過長輩以口述或以身示範等方式傳承。過去隔代照顧是原住民各族常見的照顧方式之一,透過跨世代照顧,原住民長輩將自己的文化知識、經驗傳承給年輕一代。

隔代照顧也讓原住民家庭多了照顧選擇,像是一些青壯年父母因部落就業機會缺乏或有所限制,會選擇到都會區就業,他們的年幼子女就可由祖父母替代照顧。

示意圖,非文中人物/kang hsuan lin @數位島嶼CC BY-NC-SA 3.0

根據我過去十多年在東部實務現場的觀察,發現原住民族在當代與殖民歷史創傷顯化的衝擊下,底層邊緣的族人面對的議題愈來愈複雜多元。

如 1970-1980 年代,許多原住民年輕女性因經濟因素進入性產業,後來,這些遭受性剝削的女性接受救援運動後,回到部落,卻因缺乏學歷且無一技之長,只能重操舊業或是進入婚姻。’

若她們的過去經歷被知道,容易遭受伴侶和家族的排斥與嘲諷,有些女性甚至遭受親密關係暴力,而飲酒成為她們宣洩情緒的出口,這加劇了她們與伴侶的衝突關係,甚至影響親職照顧功能。

原住民族家庭服務中心(原家中心)的轉型(註 3)本應是一個契機,負責在交通偏遠地區設置原家中心的原住民族委員會(原民會)可以透過多方、多族群與多層級參與對話,重新檢視原住民族社會面臨的挑戰,擘劃族群未來社會福利政策的藍圖。

如此一來,像 Akong 這樣缺乏發聲途徑的底層邊緣族人,他們的生存與發展議題才能被納入考量,並透過原家中心落實相關政策。

當社會福利受市場機制影響,犧牲了誰的文化和權益?

遺憾的,前述景象並未發生,為了追求更穩定的經費來源,成為此次原家中心轉型的主因之一。目前原民會每年挹注原家中心的經費大約 1.2 億元,這些經費來自公益彩券回饋金,並非公務預算,故經費並不穩定,難做其他必要性的發展規畫,如發展原家中心內部督導機制。原民會希望透過爭取中央社安網的公務預算,穩定原家中心的經費來源。

這彰顯原住民族社會政策與社會福利新自由主義化——

當社會福利被融入「市場至上」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秩序中,像原民會這樣資本薄弱、弱勢的一方需要向資本雄厚的一方靠攏,任由政治與資本決定原住民族社會福利政策方向。

在這樣的情況下,原本應保障邊緣底層族人的原住民族社會福利和社會工作,也會受到政治和經濟力量的影響,成為政治與資本權力爭鬥的場域,偏離保障弱勢的初衷。

原家中心服務對象以 Akong 這樣的邊緣底層家庭為主,在國家機器和資本主義經濟邏輯前,他們完全沒有協商和討價還價的可能性,難以爭取更好的社會福利或條件。

而經濟資本透過轉型重塑原家中心的發展與未來樣貌,在缺乏思考下,轉型則以族群和邊緣底層族人的文化福利權作了交易。

臺東市的原家中心走入原住民家中,宣導老人福利觀念。示意圖,非文中人物/取自臺東市原住民族家庭服務中心 fb 粉專
原家中心舉辦家長共伴團體活動,了解都會原住民家庭的育兒心情和狀況。示意圖,非文中人物/取自新竹縣關西暨竹東原住民族家庭服務中心 fb 粉專

此外,轉型內容之一是將原家中心納入安全網,由原家中心承接篩派案中心的原住民脆弱家庭個案,與衛生福利部的社福中心共用脆弱家庭個案管理資料系統,並直接採用衛福部訂定的「脆弱家庭服務案件風險類型與風險指標」。

事實上,社會工作在新管理主義(註 4)服務輸送架構下,個案服務往往強調成本、效率與目標達成等,要求過去主要針對一般家庭提供初級預防工作的原家中心夥伴,從 2025 年開始,改為針對脆弱家庭提供次級預防工作(註 5),且未提供相關的教育訓練。

這迫使原家中心社工不但要承接不熟悉的新業務,又要推動一系列龐雜且需時的工作,如網絡工作、社區工作、團體工作、家庭工作、突發災難事件等,還要回應服務成效與個管系統的時效。

這可能導致社工只能優先回應體制對專業的期待,以及資訊系統中較緊急與具時限性的工作,如個案紀錄。

我們期待的轉型:原家中心發揮補充性角色、終止世代不利因素

像 Akong 這樣的邊緣底層家庭,在族群、階層、地理位置等多重困境交織下,他/她們的家庭困境,如貧窮、提早離開教育系統等,往往會以世代複製的方式重現,並持續影響好幾代家庭成員。

如果只是以強調績效的方式短期介入,往往只能暫時緩和表徵問題,治標不治本,並無法終止不利因素的延續,反而使得這些家庭在開案與結案的過程中,不斷輪迴進出社工的服務體制。

這提醒納入安全網後的原家中心,不應以「同化姿態」融入社會工作制度中,也不應扮演主力的角色,取代衛福部的社會福利服務中心。而是需要思考:在族人生存發展的架構中,如何另闢路徑回應原住民族社會的議題,以及補充社會福利無法普及至原鄉部落/社區的缺口。

例如:原家中心能否在轉型後,採用協力合作的方式發揮補充性的角色?並且可以連結公私部門資源網絡,例如為 Akong 一家的需求與外部資源搭設橋樑,也以文化轉譯者的角色為 Akong 一家發聲、倡導,編織織綿密的社會安全網,也讓他們能發展出面對日常生活各種挑戰的能力,中斷世代不利因素的複製。

對內,原家中心能否持續與服務對象及其家庭,在日常生活場域共同編織關係網絡,透過聚/部落動員,構築屬於非正式資源的日常生活支持系統,協助像Akong 一家這樣的邊緣化服務對象和自己的部落/社區產生連結,緩和他們被排除或邊緣化的情形,並穩定他們的生活。

原家中心作為原住民族社會福利最重要體制之一,我期待原民會重新思考和重新佈署原家中心在社會安全網中的角色定位。這樣一來,未來在轉型溝通協調中,這些底層邊緣族人才有被看見和聽見的可能性,也才有參與對話、提出需求與捍衛自己權利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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