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倡議最強媒介,當喜劇演員開始批判社會:除了講笑話還講實話,在幽默中察覺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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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如果一名喜劇演員能讓我們在哄堂大笑的同時,理解這個世界的嚴肅議題,他便擁有動員群眾的能力,並將批判的重點放在不公義上,為看似無望的問題注入希望與樂觀。

2020 年 3 月出版的《一位喜劇演員和一名社運人士走進酒吧:喜劇在社會正義扮演的重要角色》(暫譯),是《社會正義運動通訊》系列的首輯,也是第一本檢視數位媒體時代喜劇的書,內容探討喜劇與現代社會正義、社會運動、公眾參與的連結。

本書分析大量案例、進行觀眾研究,並訪問喜劇演員、社會運動領導人與策略家等,解釋喜劇如何讓觀眾參與全球貧窮、氣候變遷、移民、性侵害等議題,也解釋社運人士如何在網絡化、參與式數位媒體的年代,運用喜劇接觸並賦予群眾權力。本篇為本書 2 位作者在《史丹佛社會創新評論》(Stanford Social Innovation Review)上的導讀。

撰文/凱蒂·鮑魯姆·查圖(Caty Borum Chattoo) 美國媒體與社會影響力中心(CMSI)執行董事、
勞倫·費爾德曼(Lauren Feldman) 羅格斯大學傳播與資訊學系副教授
翻譯/Ting Shih

21 世紀面臨資訊、娛樂、科技領域的劇烈轉變,同時也是以數位倡議(digital advocacy)強化社會運動的年代。無論在美國或世界各地,喜劇或許都正處於試驗和散播影響力的最新黃金年代── 從古至今,觀賞和分享喜劇的機會從來沒有這麼多。

儘管喜劇擁有巨大的文化影響力,要說推動公眾認真參與社會、面對迫切的問題,它仍是一項鮮為人知的媒介與工具。當代資訊生態正面臨娛樂與新聞的融合、娛樂媒體產業與科技業的革命性轉變,以及對政府與傳統媒體的信任感下降等情形,值此時機,應對急迫的社會正義挑戰,如全球貧困、移民權利、性別平權等,喜劇或可作為一種獨特的變革力量

《喜劇》書封。圖/Amazon

喜劇不只散播歡樂,還能實踐社會正義

在美國,911 事件後的文化氛圍是重新訴求社會正義與平等,例如「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與「#MeToo」等社會運動。數位媒體賦權行動主義及文化表述形式,肯認「喜劇」對社會正義的影響力。

隨著娛樂產業在串流時代的成長,媒介化喜劇(mediated comedy)(註:因特定媒介影響力倍增,而產生的各種喜劇型態與產業生態的質變)找到了傳統媒體以外的出路,如今的娛樂市場正在擁抱並反映新的聲音與文化特徵,數位媒體環境見證了喜劇作品的激增。

當代媒介化喜劇包含各種不同類型──經典的、既有的形式,還有一些在數位時代才出現的新型態作品,包括反諷新聞(編按:如眼球中央電視臺博恩夜夜秀等節目)、較長篇的喜劇小品、電視情境劇集、串流平臺的脫口秀特輯、爆紅的短篇網路影片(編按:如喬瑟夫 ChillSeph)、敘事紀錄片和線上廣播節目(Podcasts),以及 Funny or Die 這樣具影響力的喜劇製作網。

在這樣的大環境下,反諷新聞也許是最易辨別、最顯著的形態,能夠完整記錄政治和公民訊息來源,並且擁有數百萬點閱及分享數,受歡迎程度無庸置疑。例如美國深夜諷刺新聞節目「每日秀」(The Daily Show),它作為新聞和資訊來源的能力與傳統新聞節目並駕齊驅,也能在意識形態上平衡不同主題,甚至對公民議題、政治人物及媒體等還能展現事實查核的能力。

此外,從一些新聞節目,像是「全額正面」(Full Frontal With Samantha Bee)、「上週今夜秀」(Last Week Tonight with John Oliver)等,都可以看出觀眾對反諷新聞高度接受,大大提升了喜劇節目包裹議題與社會批判資訊的觸及率。

當今美國喜劇生態含有大量對社會議題的意識,透過 NBC 新聞HBOShowtime喜劇中心(Comedy Central)等傳統電視臺播映那些已成功商業化的喜劇娛樂,來公開評論社會正義與相關話題,也透過願意承擔風險的網飛(Netflix)、亞馬遜(Amazon)等串流網絡,放送對社會正義議題的嶄新意見與大膽反思,同時透過 YouTube 帶動喜劇作品的興起。

為什麼數位時代的媒介化喜劇,能夠對當代社會正義產生一定的影響力?

1. 喜劇擁抱小眾,逆勢打出文化影響力

從傳播媒體的角度來看,媒介化喜劇此刻正面臨財務規畫、製作、發行及消費等面向的變動。數位娛樂生態被網飛等新興串流平臺主導,這些企業有能力塑造並開發廣大的觀眾市場,容納多元的喜劇聲量,公開討論社會議題。

美國傳播學者洛茨(Amanda Lotz)解釋了何謂由小眾議題主導的新興串流媒體所建立的權威文化力量,並創造了「現象電視」(phenomenal television)這個詞彙,以形容那些「在後網絡時代的變化中,仍得以保有過往電視的文化論壇影響力」的特定節目── 儘管這些變化觸及的並非主流大眾。

「現象電視」是新的話題性娛樂,能與文化中的特定主題產生共鳴,並關注重要的社會議題,這些特點使得「現象電視」能穿透媒體世界的雜亂無章、觸及與議題沒有直接相關或意想不到的觀眾。

「現象電視」的特性有助於我們理解喜劇在當代社會的角色── 這些非主流但具影響力的節目,本身即關注現代文化及公民社會,因此可自然而然的傾向接納社會正義議題。

舉例來說,串連種族、性別政治、階級的電視喜劇小品,包括 1975 年開播的美國長青節目「週六夜現場」(Saturday Night Live),每 10 年都會重新確立該節目的文化傳統,以呼應當代社會的重要議題。其他著名案例包括歷史悠久的 ABC 電視臺在情境喜劇「摩登家庭」(Modern Family)裡,描繪了一場男同志情侶令人難忘的歷史性婚禮。

此外,已經成為熱門喜劇脫口秀基地的網飛,也在 2017 年出品頗負文化盛譽且獲得皮博迪獎(Peabody Awards)的「衣錦還鄉」(Homecoming King)。在該節目中,身為印度裔移民的喜劇演員哈桑·明哈傑以又笑又淚的方式,道出自己在美國遭遇的種族歧視經驗。

2. 喜劇投射社會價值,成為文化抗爭的場域

喜劇在主流大眾文化中非常重要且相當受歡迎,這也是喜劇影響力的核心來源。喜劇處在一個「我們分享、共同吸收信念、價值觀與文化敘述」的社會位置。

在數位時代,數以百萬計的人比以往更常觀賞、分享並討論喜劇。這種觸及率至為關鍵,因為流行文化和娛樂產業是「認同和抗爭的場域,也是部分霸權出現並得以穩固的地方」。這種由社會主導、共享的規範是流動的,流行文化不僅反映、也形塑了社會價值與信念。

透過重新配置電視網絡,以及如 Youtube、Funny or Die 等創造的數位原生環境,當代媒介化喜劇驅動了新的觀看模式,成為抗爭場域,在娛樂市場占據突出地位。

喜劇透過講述故事、傳遞訊息,來反映、挑戰和回應社會共同的辯論與關切,並藉此作為傳播文化價值觀和想法的渠道。事實上,某方面來說,諸多當代喜劇正因為公開納入社會議題,而成為文化抗爭中的穩定潮流。

3. 當喜劇演員成為公共知識分子,讓你我在幽默中察覺偏見

當代喜劇演員正在運用他們的聲量及平臺確立自己的文化身分,並喚醒受壓迫者的動力。另一方面,由於喜劇及娛樂市場在數位時代的轉變,傳統上被邊緣化的族群,包括少數種族/民族、女性及性少數等,不僅越來越常出現在喜劇中,更獲得了評論界肯定、媒體報導和觀眾熱議。

例如 911 事件後,隨著美國對伊斯蘭的恐懼加劇,美國伊斯蘭裔的喜劇演員們開始用他們的麥克風回應。2013 年,喜劇演員奈金·法薩德(Negin Farsad)及迪恩·奧拜達拉(Dean Obeidallah)在網飛上發行紀錄片「穆斯林來了」(The Muslims Are Coming),紀錄他們在美國中西部及南部的巡迴演出。透過這部喜劇,2 名演員不僅藉由表演讓觀眾捧腹大笑,也希望藉此「對抗他們所認為的伊斯蘭恐懼症,並一次次對別人解釋、揭露,讓他們察覺偏見。」

此外,2015 年喜劇演員札赫拉·努爾巴赫什(Zahra Noorbakhsh)和坦齊拉·塔茲·艾哈邁德(Tanzila “Taz” Ahmed)發起的「#好穆斯林壞穆斯林」(#GoodMuslimBadMuslim)Podcast,則幽默的處裡了有害的伊斯蘭恐懼症刻板印象。

在一個充滿抵抗、訴求社會平等的文化現況下,喜劇演員本身也以各種方式影響社會正義。他們公開呼籲面對社會問題、重新定義新聞議題、維護文化身分與認同、分享受到歧視與排擠的經驗,並揭開禁忌議題的面紗。

喜劇演員札赫拉(右)與坦齊拉開設「#好穆斯林壞穆斯林」Podcast。圖/#GoodMuslimBadMuslim

歷史上也曾出現類似的的文化及社會正義景況。1960 年,《時代雜誌》(TIME)以喜劇演員摩特·薩爾(Mort Sahl)為題,撰寫了「喜劇演員:第三陣營」(Comedians: The Third Campaign)一文。

薩爾因幽默批判社會而聞名,此文聚焦並深入探討新一代喜劇演員作為公共知識分子所展現的巨大社會影響力:「薩爾現年 33 歲,他很年輕、非主流、精闢入理。他一眼關注時事、另一眼緊盯綜藝節目;他是難以預測的綜合體──是演藝事業和政治的,也是具備『自我奉獻精神』和『真誠、想要改變世界的熱情』的混合。」

值得注意的是,當前每 10 位美國人中,只有不到 2 位說他們信任政府;而認為商業領袖誠實且值得信賴的人,還不到一半(45%)。2015 年《大西洋雜誌》(The Atlantic)刊出的〈喜劇演員如何成為公共知識分子〉(How Comedians Became Public Intellectuals)一文中,也有類似論述:「喜劇演員並非只講笑話,他們也講實話。他們是我們進行文化辯論時的嚮導。」

「喜劇演員並非只在俱樂部、綜藝節目裡汗流浹背的演出,他們也在網路上工作。無論笑話從哪邊開始,是電視節目『喜劇中心』、『今夜秀』(The Tonight Show)還是單口相聲演員馬克·馬龍(Marc Maron)在車庫錄製的節目,最後幾乎都會馬上在網路散播開來,最終他們甚至瘋狂的如病毒般流行⋯⋯」

如同大多數的文化內容,喜劇大抵是以網路為主要通路,為了網路而生,也為網路而活。意思是,目前主要有 2 件事正在發生:「傳遞道德訊息的喜劇」以及「受到廣大關注的喜劇」產生了共同效果,也就是喜劇演員扮演了公共知識分子的角色

1960 年,《時代雜誌》以喜劇演員特·薩爾為專題主角。圖/TIME

4. 喜劇易於被大量分享,成為公民參與社會的開始

在科技發達的數位社會,現代喜劇的網路流通性獲得了同儕分享的力量,這同時也是公眾參與社會議題的必要條件。

數位時代的娛樂被極速且廣大的分享,擴大了喜劇節目的文化角色。喜劇除了播出完整長度的節目,也會製作易於透過網路分享的短片。與此同時,在 Youtube 上群聚的社群也十分樂意分享他們喜愛的文化內容。

當然,數位時代的同儕分享與參與特質,並未涵括所有改變社會的可能,然而,這些仍是當代娛樂和社會運動共通的核心特質。網絡文化所開啟的新可能,既蘊含在數位時代的娛樂行為中,也在公眾的社會參與中。


延伸笑翻:
1. Netflix:哈桑·明哈吉:愛國者法案
2. 給倡議者的建言:不同的「敘事方式」會塑造不同的歷史,左右行動目標、做法、意義與後果


原文:The Role of Comedy in Social 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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