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婚法制化運動始末（上）：婚姻平權路上的支持者與反制力量／《臺灣社會福利運動與政策效應》

重點摘要

編按：巨流圖書於 2018 年 10 月出版《臺灣社會福利運動與政策效應：2000-2018年》一書，本書是繼蕭新煌與林國明 2 位教授在 2000 年出版的《臺灣的社會福利運動》之後，另一本接力探討千禧年後臺灣社會福利運動的發展動態，尤其關注社會福利「運動」與「政策」間的互動與關連性。

本篇摘錄自第 6 章「桃花爛漫始抬眸：臺灣同性婚姻法制化運動」，原文近 2 萬字，精彩萬分，Right Plus 限於篇幅，僅摘錄其中部分精華。作者林實芳爬梳臺灣同性婚姻法制化的立法過程及其中各方角力，詳細呈現臺灣婚姻平權運動的過去、現在與未來，以及可能面臨的種種挑戰。

文／林實芳　婦女新知基金會董事、維虹法律事務所律師
首圖／2016 年 12 月 10 日凱道音樂會；取自婚姻平權大平台

2017 年 5 月 24 日，司法院釋字第 748 號解釋出爐，宣告現行《民法》未保障同性別者締結婚姻，違反《憲法》保障婚姻自由及平等權之意旨。要求政府 2 年內立法，否則期滿時，同性別之 2 人即可依《民法》至戶政事務所登記結婚，確立臺灣同性婚姻法制化運動的重大里程碑，明確宣告性傾向歧視屬於憲法平等保障範圍，政府也擔負在期限內完成同性婚姻法制化的責任。

*2016 年 10 月 26 日民間團體記者會要求儘速通過同性婚姻《民法》修正案。資料來源／婚姻平權大平*台

本文所討論的同性婚姻法制化運動，只是同志運動眾多議題之一，但也是重要的一步。縱觀臺灣同志運動歷程，「去汙名」與「被看見」的 2 大主軸常於各種議題中揉合出現，運動發展早期較側重對抗歧視的「去汙名」路線，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被看見」路線，則是在整體同志運動發展後期，才慢慢從附隨的議題伏流，一躍成為舞臺上的主角。

支持同性婚姻比例穩定成長，修法引起保守勢力反彈

臺灣民眾對同志議題的支持度，隨性別平等教育推行與社會變遷，明顯上升，但仍有相當的世代差異。據中央研究院社會變遷調查，臺灣民眾支持同性婚姻的比率，已經從 1991 年的 11.4 %，大幅攀升到 2012 年的 52.5 %，以及 2015 年的 54.2 %，穩定上升。（註 1）

交叉比對受調查者的教育程度、性別、年齡、宗教等，更可發現高教育程度者比低教育程度者、女性比男性、越年輕的世代比年長的世代更支持同性婚姻，有基督教（含基督新教及天主教）信仰者明顯比其他信仰者不支持等現象。但越年輕的世代中，不同教育程度影響支持的比例逐漸減少。

此現象應與前述臺灣在 2000 年代各式性別立法的蓬勃發展有關，特別是 2004 年《性別平等教育法》正式通過，目前 20 至 25 歲正好是國小、國中等義務教育階段開始接受性別平等教育的世代（註 2）。同性婚姻法制化運動在 2012 年後的發展，可說是順勢而起。

不過性別運動的成功，也促使原本處在優勢既得利益者位置的反制運動，因受到威脅而崛起。2011 年的真愛聯盟反制運動，主要戰場即是《性別平等教育法》的反性傾向歧視保障，以及在《性別平等教育法施行細則》中被提及的「同志教育」。

楊婉瑩（2006）指出，《性別平等教育法》的立法歷時較短，2001 年教育部內部草案完成後，2004 年即正式立法通過。期間舉辦的多場焦點座談及公聽會的參與人員多是教師，立法過程也未存在明顯對立的其他利益團體，未引起媒體、家長或是反制運動的注意與抗爭，立法過程較早期的其他性別立法更為快速順利。

楊婉瑩的研究中更有不少訪談者樂觀表示，民間團體進入政府委員會，可以更「借力使力」、「用像《性別平等教育法》的立法方式才是正當的辦法。」

但也可能因此埋下反制運動和保守勢力，容易循相同行政途徑快速回防的隱憂。性別平等教育及同志議題在教學現場的落實，本身就必須挑戰既有觀念較保守、不瞭解同志的中年世代教師的性別意識覺醒，加上性別平等教育的融入要求或是外掛時數，也會影響學校內原本品格教育或是家庭教育對教學時數及內容的話語權。（註 3 ）

2011 年具有宗教背景的「真愛聯盟」集結家長等群眾及律師、財團主的力量向民意代表及政府機關施壓，成功更改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性別平等教育重大議題中，關於「性取向」的能力指標。反制運動也試圖派出專家學者加入教育部性別教育委員會影響政策，《性別平等教育法》在通過 7 年後，遭遇自稱來自基層家長及社會大眾的強大反制運動。

2018 年 10 月同志大遊行。圖／取自婚姻平權大平台；攝影／野人寫真 Barbarian Image

註 1：參見瞿海源（1999）、章英華等（2013）、傅仰止等（2016）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執行報告。1991年以後其他年份的調查，並未問及同性婚姻的問題，故無從比較。臺灣社會對於同志友善度或是同性婚姻議題支持與否的黃金交叉，推測應出現在2010年代初期。

註 2：農夫，2017，〈誰支持同性婚姻？從出生世代與教育程度觀察〉。白經濟 TalkEcon，2月7日。

註 3：李淑菁（2011：74-76）指出性別平等教育落實在學校場域時，常常面臨學校裡既有行政結構仍然很父權、多數教師本身性別概念偏向形式平等、與女性主義脫勾等困境，各校實際落實情況不一，十分仰賴第一線基層教師的性別意識。

立院戰場牽扯政治利益，同婚議題陷膠著

在立法院中，同婚法制化運動也達成歷史上的新成就。尤美女立委為聲援敬學案行政訴訟，2012 年 12 月於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召開公聽會，同婚法案達成史上首次進入委員會的里程碑。

公聽會除討論同性婚姻的法制化，也兼及對同居等非婚家庭的保障，也有基進質疑婚家體制必要性的運動團體出席，議題仍有眾聲喧嘩、友善討論的空間。

對比 2013 年守護家庭反制運動興起後，立法院公聽會發言變得壁壘分明。因為反制運動發言極化地完全拒絕同志進入婚姻，支持同志的運動團體也只能更為防衛性地捍衛既有《民法》婚姻體制，而難以挑戰婚姻至高主義。

2017 年 5 月 24 日司法院釋字第 748 號解釋公布時群眾集會照片。圖／婚姻平權大平台

本來與統獨立場無關的同婚議題，卻在立法院呈現藍綠對決的態勢。2013 年 11 月 30 日護家盟舉辦的凱道遊行，成功展現動員實力，許多中國國民黨（下稱「國民黨」）籍立委在 2014 年的地方選舉前，樂意積極表態反對多元成家法案。

而公聽會中，國民黨團邀請的專家亦多發言傾向反對多元成家。立法院第 8 屆委員中，國民黨籍立委仍為優勢多數，同婚法案雖然於 2014 年底在委員會進行法案詢答，但隨後即因出席人數不足的程序議題遭封殺。

法務部代表在 2012 年底的公聽會中，原本尚表示對同性婚姻法制化樂觀其成，到了 2014 年也見風轉舵，表示社會對此議題尚有重大歧見、同志家庭不符子女最佳利益、《民法》不承認同性婚姻並不違憲。反制運動熟練的進行立法場域的法律動員，封殺同婚議題在立法院取得進一步發展；同婚運動只好改變運動構框、求取策略路徑的多元化，以等待政治機會改變的再起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