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倍銘冤案並非個案,表面的真相定了誰的罪?/《無罪的罪人:迷霧中的校園女童性侵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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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春山出版於 7 月出版《無罪的罪人:迷霧中的校園女童性侵案》,作者陳昭如在此書中關注一樁沒有目擊證人,也沒有物證的校園性侵疑案──憑藉一位 8 歲智能障礙女童的說詞,特教老師許倍銘遭定罪為性侵犯。

翻開密密麻麻的判決大網,許多細節與真相仍在迷霧中待解,司法質詢、精神鑑定以及立基於瑕疵證據的有罪判決,有沒有可能讓人成為「無罪的罪人」?本篇為此書終章。

承上篇:冤案是如何發生的?先入為主的司法質詢、超譯的精神鑑定,與失效的跨專業溝通/《無罪的罪人:迷霧中的校園女童性侵案》


撰文/陳昭如  臺大人類學系畢業,現為自由撰稿人

我們希望能有明確的證據,渴望事情一清二楚,毫無疑問,渴望這個世界黑白分明。但現實並非如此,刑事訴訟很複雜,真相只是表面,而且很少是單純的,這樣的真相永遠令人難以承受。到最後,我們只能仰賴刑事訴訟法的嚴謹,來判斷一個人的罪過。這仍舊是我們所擁有的最佳方法。

每次閱讀德國律師席拉赫這段文字,我總是感慨。

許倍銘案是個悲劇性的錯誤,沒有任何證據顯示他性侵了巧巧,除了巧巧的說法。這起案子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就在於它真實揭露了一個我們無法面對的事實:有那麼多人都弄錯?怎麼可能?

我想像整件事的發展是這樣的:天真的巧巧隨口說了句話,過度緊張的媽媽誇大了嚴重性,讓巧巧覺得自己做錯了事。大人的態度愈嚴厲,她愈混亂無助,不知如何是好,就怕自己說錯了什麼被罵。她開始不斷附和大人的說法,說出他們想聽的,而她,不過是個 8 歲的心智障礙女孩。

Photo by Jakob Owens on Unsplash

案件的偵辦與判決結果有千百種,但事實只有一個,如何突破重重的迷霧發現真相,一點也不容易。一旦執法者固著於個人認定的真相,將所有與控訴不符的證據丟到一邊,終將造成無法挽回的憾事。

以為掌握真相,真相卻非如此

檢調機關與法院理應不偏不倚的判斷案情,這是他們的法定任務。當他們認為自己是對的,就很難認為其他可疑之處有什麼好追究,而這樣的態度可能反過來強化了既有的證據與說詞。就這樣,一個被形塑出來的故事得到歷任法官的認可,確認了許倍銘的罪狀,讓他成了無罪的罪人。他們未必是惡意,只是深信自己的判斷,而他們以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正義。

我們常以為掌握了真相,卻不知道真相並非如此。冤枉就是這麼回事。

Photo by Jesse Bowser on Unsplash

許倍銘的冤屈是特例嗎?看看平冤會眾多申訴案件,就會知道這樣的事情一再發生,很難單純歸咎於是個案。那麼,究竟是哪裡出了問題?

每個環節都出了問題。如果巧巧的陳述沒有被誘導,如果醫師未做出超越專業的鑑定,如果警察、檢察官與法官沒有那麼強烈的預斷傾向⋯⋯如果每個人懷抱著「許倍銘真的是犯人嗎?」的疑惑,緊緊扣著這樣的疑惑去思考下一步該怎麼做,或許整件事就不會發生了。

只是截至目前為止,在這場有如雪崩般的冤案中,沒有一片雪花感到抱歉。

Photo by Jessica Fadel on Unsplash

因不願淡化巧巧(可能)被性侵的殘忍,更不想基於扁平的義憤為許倍銘翻案,調查撰寫本書的過程有如在鋼索之上行走,舉步惟艱。這起案件說明了我們以為的真相,可能只是透過大量的臆測拼貼出來的。這也不禁讓我開始思索,在做出符合公平的價值判斷、尋找修補不義的具體行動之前,我們每個人是否願意放下成見,花時間看見案情之中複雜而糾結的關係?除非擺脫個人狹窄、有限的經驗,設身處地理解牽涉其中的各種因素,否則很難做到。

我始終認為,法律具有強烈的現實感與實踐性,縱使它有一定的侷限,只要執法者對於法律抱持著信念,願意傾聽與理解,不斷審視從事這個行業的價值,冤案就有平反的希望。

至於許倍銘案的未來是凜冬將至?還是長夜將盡?我沒有答案,僅以以色列作家艾默思.奧茲(Amos Oz)的一段話做為結尾:

我不相信快樂的結尾,也不覺得一定要以巨大的悲劇收尾,但或許能留下一個還算讓人活得下去的未來、一個充滿可能性又振奮人心的未來。


延伸閱讀:
1. 冤案是如何發生的?先入為主的司法質詢、超譯的精神鑑定,與失效的跨專業溝通/《無罪的罪人:迷霧中的校園女童性侵案》
2. 陳昭如/「孩子不說謊」背後的性侵疑雲(上)——無盡的控訴
3. 陳昭如/「孩子不說謊」背後的性侵疑雲(下)——許倍銘案迷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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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ght Plus 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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