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倍銘冤案並非個案，表面的真相定了誰的罪？／《無罪的罪人：迷霧中的校園女童性侵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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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春山出版於 7 月出版《無罪的罪人：迷霧中的校園女童性侵案》，作者陳昭如在此書中關注一樁沒有目擊證人，也沒有物證的校園性侵疑案──憑藉一位 8 歲智能障礙女童的說詞，特教老師許倍銘遭定罪為性侵犯。

翻開密密麻麻的判決大網，許多細節與真相仍在迷霧中待解，司法質詢、精神鑑定以及立基於瑕疵證據的有罪判決，有沒有可能讓人成為「無罪的罪人」？本篇為此書終章。

承上篇：冤案是如何發生的？先入為主的司法質詢、超譯的精神鑑定，與失效的跨專業溝通／《無罪的罪人：迷霧中的校園女童性侵案》

撰文／陳昭如　　臺大人類學系畢業，現為自由撰稿人

我們希望能有明確的證據，渴望事情一清二楚，毫無疑問，渴望這個世界黑白分明。但現實並非如此，刑事訴訟很複雜，真相只是表面，而且很少是單純的，這樣的真相永遠令人難以承受。到最後，我們只能仰賴刑事訴訟法的嚴謹，來判斷一個人的罪過。這仍舊是我們所擁有的最佳方法。

每次閱讀德國律師席拉赫這段文字，我總是感慨。

許倍銘案是個悲劇性的錯誤，沒有任何證據顯示他性侵了巧巧，除了巧巧的說法。這起案子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就在於它真實揭露了一個我們無法面對的事實：有那麼多人都弄錯？怎麼可能？

我想像整件事的發展是這樣的：天真的巧巧隨口說了句話，過度緊張的媽媽誇大了嚴重性，讓巧巧覺得自己做錯了事。大人的態度愈嚴厲，她愈混亂無助，不知如何是好，就怕自己說錯了什麼被罵。她開始不斷附和大人的說法，說出他們想聽的，而她，不過是個 8 歲的心智障礙女孩。

案件的偵辦與判決結果有千百種，但事實只有一個，如何突破重重的迷霧發現真相，一點也不容易。一旦執法者固著於個人認定的真相，將所有與控訴不符的證據丟到一邊，終將造成無法挽回的憾事。

以為掌握真相，真相卻非如此

檢調機關與法院理應不偏不倚的判斷案情，這是他們的法定任務。當他們認為自己是對的，就很難認為其他可疑之處有什麼好追究，而這樣的態度可能反過來強化了既有的證據與說詞。就這樣，一個被形塑出來的故事得到歷任法官的認可，確認了許倍銘的罪狀，讓他成了無罪的罪人。他們未必是惡意，只是深信自己的判斷，而他們以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正義。

我們常以為掌握了真相，卻不知道真相並非如此。冤枉就是這麼回事。

許倍銘的冤屈是特例嗎？看看平冤會眾多申訴案件，就會知道這樣的事情一再發生，很難單純歸咎於是個案。那麼，究竟是哪裡出了問題？

每個環節都出了問題。如果巧巧的陳述沒有被誘導，如果醫師未做出超越專業的鑑定，如果警察、檢察官與法官沒有那麼強烈的預斷傾向⋯⋯如果每個人懷抱著「許倍銘真的是犯人嗎？」的疑惑，緊緊扣著這樣的疑惑去思考下一步該怎麼做，或許整件事就不會發生了。

只是截至目前為止，在這場有如雪崩般的冤案中，沒有一片雪花感到抱歉。

因不願淡化巧巧（可能）被性侵的殘忍，更不想基於扁平的義憤為許倍銘翻案，調查撰寫本書的過程有如在鋼索之上行走，舉步惟艱。這起案件說明了我們以為的真相，可能只是透過大量的臆測拼貼出來的。這也不禁讓我開始思索，在做出符合公平的價值判斷、尋找修補不義的具體行動之前，我們每個人是否願意放下成見，花時間看見案情之中複雜而糾結的關係？除非擺脫個人狹窄、有限的經驗，設身處地理解牽涉其中的各種因素，否則很難做到。

我始終認為，法律具有強烈的現實感與實踐性，縱使它有一定的侷限，只要執法者對於法律抱持著信念，願意傾聽與理解，不斷審視從事這個行業的價值，冤案就有平反的希望。

至於許倍銘案的未來是凜冬將至？還是長夜將盡？我沒有答案，僅以以色列作家艾默思．奧茲（Amos Oz）的一段話做為結尾：

我不相信快樂的結尾，也不覺得一定要以巨大的悲劇收尾，但或許能留下一個還算讓人活得下去的未來、一個充滿可能性又振奮人心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