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與現實的距離：師大徐敏雄談行動研究
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系系主任徐敏雄，雅緻的研究室裡除了滿滿的書、一張準備隨時與人開啟對話、放膽想像各種可能的大方桌，還有牆上遍佈的哲學家與社會學家。他的言談間全是各種哲學與社會理論，食指像帶著隱藏式雷射筆一般，隨時指射思想家的照片或一本架上的書，彷彿像在談論鄰座的朋友一般。
儘管學識如此豐富，徐敏雄自 2008 年起與萬華社區大學共同推動融入式課程行動研究，並於 2012 年正式以街友培力為核心的社區營造計畫，卻始於一種深刻的「空虛感」。「當時我常受邀當評鑑委員，老是對別人的計畫提出指點，讓我覺得很心虛。直到 2008 年我下定決心在萬華展開行動研究，想要落實過去的所學。」徐敏雄說。
所謂「行動研究」（Action research），強調縮短學術理論與實務現場的差距，由研究者與實務工作者共同規劃回應現實問題的方案，並在不斷檢討階段性成效的過程中，反覆修正行動方案的可行性。「大部分研究者不常到現場，只想要埋首在理論知識中。」徐敏雄語重心長的說：「然而，知識雖是人類認識世界、與世界建立關係的方式，但若非透過人與人、人與環境間的互動來確立，這知識便無法為真。」
攝影／陳怡君
一場持續 10 年的社會包容實驗
從 2008 年起與萬華社區大學合作、2014 年成立夢想城鄉營造協會，徐敏雄試圖以街友為主體在萬華進行社區營造，包括木工班、藝術創作班、打擊樂班、在地導覽與體驗活動等。雖然這個計畫的主要服務對象是街友，但整個行動卻同時捲動在地商家、居民、青年志工、經濟弱勢者，試圖在社區裡重建一個友善互助的合作關係，衍然是一場持續 10 年的社會實驗。
臺灣在 1994 年文建會發起社區總體營造政策後，城鄉發展與文化資產保存、地方特色經營與在地認同等成為各地社區發展的核心，萬華的西昌街青草巷也歷經數次現代化改造，多次舉辦產業行銷活動、產品包裝與文化再造即為一例。然而從小在萬華長大的徐敏雄，力圖喚起的，卻是此地歷史悠久具包容性與生命力的地方感。
早在 19 世紀後期，萬華便已出現民營與官營的慈善機構及精神療養院，從 1899 年的仁濟院到 1922 年的愛愛寮，加之爐煙裊裊的龍山寺長久以來集結信徒與慈善物資，使社區互助與包容文化百年來在萬華自成一格。另一方面，低廉的物價、多樣的生活資源，艋舺公園的開放空間，皆使萬華成為全臺街友人數（2012 年依衛福部統計逾 4000 人）與密度最高的地區。
許多像夢想城鄉協會這樣的團體，從過去為萬華的乞討者提供沐浴、食水、技能培訓等傳統的社會救助，到現在持續尋找更多元的方式幫助街友重返社會。然而，計畫總在「研究」中看似美好，在「行動」中卻是另一回事。
例如，由街友帶領遊客認識在地的導覽方案，理想上是希望充分利用在地產業與文化特色，與當地居民達到共榮多贏的計畫：街友長住街區，理當最了解在地；在此方案中，多數街友擁有豐富的人生故事，且需要打工賺錢的機會；在地商家則可以在導覽中與遊客互動，講述產業變遷的歷史，提升產品的經濟價值；而擔任活動設計者的青年志工也能從中接受文化的洗禮，對萬華真實樣貌及街友的人生有更多理解。
如此一來，街友、底層勞工、在地傳統業者便有機會跳脫市場經濟的框架，形成一個自給自足的社區微型經濟系統。
然而，許多街友雖看似長住街區，並在各種生活需求上與地緣空間緊密相依，實則常因自卑、人際互動壓力大而長期自我封閉，對在地文化與動態往往並不了解，再加之汙名與標籤，即便久居社區，也不見得被認可為社區中的一員，與在地商家、志工、服務者之間難以建立信任關係，彼此間甚至會爭吵、冷戰。
此外，某些街友還可能因為身心狀況不穩定，或認知與表達能力欠佳，自身生命故事又尚未安頓妥當，以致難以成為穩定述說故事的導覽者。
自由的義務：我不爽但我願意退讓
「後來我們深刻體會到，那些平常在談的同理心與包容，用說的多簡單啊！但實際到了計畫中，真的很『痛苦』。」談起過去的重重障礙，徐敏雄的表情就跟他的用詞一樣生動：「有時候真覺得精神耗弱。許多人就是不願意動，不願意做，或者有反覆不斷的酒癮，讓我們有種無止盡的無力感，你會氣到真的很想搬走這些阻礙進展的石頭！」他緩了緩說：「但不行。搬走它就是驅逐他了，這不是我們要做的。」
「一個人要改變非常困難，既要否定過去的自我，又要迎接未來新的自我，這其中的恐懼與焦慮都會反映在人與人的關係裡，而服務者不得不去面對。」他感慨說：「到最後，每個人都必須各退一步，才能好好工作。」
「但是，這才叫做真正的包容！」徐敏雄加重語氣：「沒有人可以隨心所欲。」每個人終究都需要某種程度的配合他人，這樣的配合本身便是為了擁有自由所承擔的義務──為了共好的理想犧牲某些自我偏好，讓更多人能在空間裡共同生活。
「當然，一定會有無論如何也難以融入的人，我們只能盡可能在他身邊建立一種讓他喜歡甚至羨慕的氛圍，希望他自己願意沒有壓力的參與。」徐敏雄明白，威脅與說教無法持久，也沒有執行的價值。
不過，這樣的方式顯然也讓成效非常緩慢，雖然他已逐漸能理解這個現實：「真正做下去之後，我對成果的衡量有了全新的看待。」他苦笑：「現在我知道，那些想像中的美好計畫，能做到 6 成真的就很了不起了！實務上，你必須不斷修正短期與中程目標，標準一定是動態的。」
說對方聽得懂的話，打下信任的基礎
除了計畫執行過程中的重重挑戰，夢想城鄉協會還得面對各方關係人，如志工、商家、導覧遊客甚至媒體的質疑。例如許多人不理解為什麼要幫助街友，或者不認為讓街友擁有一份導覽工作，或是木工、音樂或藝術等生產力，就能解決問題。
當然，這些話很難讓行動中的每個人都理解。「例如我們跟社區的店家就不會費心說這麼多，我們只會先說服他們這是一個讓街友找到工作與重心、能協助推廣在地產業的計畫。其他的，若以後有幸變成朋友，再一點一點慢慢說。」徐敏雄指出社區營造的其中一個關鍵：「你不能一開始就滔滔不絕那些遙遠的理念，想要與人建立信任，首先就要『說對方聽得懂的話』。」
過往，許多來自政府與民間的救助、庇護、安置或重建計畫，往往可能因專家學者或政府官員對問題本質的理解落差，或社會大眾與媒體不自覺的優勢價值觀，甚至來自宗教信仰的業報邏輯，使這些「不在場的人」能掌握相應的資源與話語權，進而對社區居民產生一定的影響力。然而，這樣的影響力其實建立在權力之上，而非信任關係之中，致使無數計畫以失敗告終，這也是徐敏雄在行動研究中一再重申的重點。
「信任關係是一切的基礎。」他直言：「我不相信公民社會光靠理性辯論就能成功，公民素養也不是在日常生活中就能自然養成。我們必須與具差異性甚至衝突性的個人或群體相遇，才能在協調與退讓的過程中逐漸涵養包容的能力。」
如今，10 逾年的研究落實，也改變了徐敏雄對其他行動者的態度：「現在即使接了評委，但我自己做不到或不知道有人能做到的『建議』，我就不說。我們不應該老是站在第一線工作者的『前面』，應該要站在他們『旁邊』。研究者與行動者雖然有各自的社會分工，但彼此不能一無所知，更不能只想著改變彼此。」
參考資料：
徐敏雄（2018/06）。從街友到導覽員：萬華經濟弱勢者培力課程實踐歷程的個案分析。教育研究與發展期刊，14（2）。
徐敏雄（2015/08/01-2017/07/31）。從逐到築：營造萬華街友與庶民生活文化館之行動研究。科技部（原國科會）。（MOST-104-2628-H-260 -002 -MY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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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載於人文島嶼，於此收錄於原作者作品集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