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家轉型6】王增勇/成為一位社福中心督導有多難?原民會「不教而殺」的制度性暴力
有一種職場的暴力叫做「不教而殺,謂之虐」意思是,讓員工在沒有充分準備的情況下,就承擔他不知道該如何做的工作,當他做不好時,卻歸罪於他並懲罰他。目前原住民族委員會提出的「原家中心轉型計畫」(編註 1),可能將形成這樣的職場暴力。
編註 1:「原住民族家庭服務中心」轉型計畫
「原住民族家庭服務中心」(原家中心)是專門以原住民族為服務對象的社會福利體制。1998 年起由原住民族委員會(原民會)在交通偏遠的部落設置,26 年來協助原住民族順利使用社會福利、發展原住民族社會工作。
因應社會安全網計畫,全臺 66 處原家中心即將在 2025 年被納入我國社會安全網計畫(社安網),也就是「原家中心轉型計畫」。
按照原民會的轉型規畫,原家中心轉型後理應馬上接手社福中心手上所有關於原住民族的業務(例如原住民「脆弱家庭」案件)。但原家中心轉型後,個案工作的服務量必定都會增加,倉促轉案並不適合。
然而原民會缺乏與原家中心的原住民族社工、工作者溝通,導致目前轉型方案缺乏文化認知,也有許多盲點。(參考文章:原家中心轉型特輯:原住民族社會工作,何去何從?)
日前我遇到一位多年前的學生,他在社福中心擔任社工 4 年,升任督導 2 年多。我問他:「你多久才適應督導的工作?」以他在社福中心 4 年的基層經歷,加上國立大學研究所社工碩士的訓練,我本來以為半年就好,但他說「我擔任督導 2 年後,才覺得自己真的適應,開始有餘裕思考中心的未來與定位」。
他說,他原本以為勝任督導,工作量或許需要提高 3 倍,但真正接下工作之後,他說「不,是 10 倍!」
他的回答讓我驚覺到,在原家中心納入社會安全網的轉型討論中,原家中心預計即將接手原本社福中心手上的所有原住民業務,督導是社福中心的靈魂人物,我的學生花了 6 年的時間學習成為一個適任的督導,但原家中心的督導要從何而來?
原家轉型的討論,我們顯然都低估甚至忽略了培養一位督導所需要的支持與訓練!(作者註 2)
作者註 2:轉型規畫要點之一,原家中心「督導」如何設立
原家中心設立至今,都沒有「專職督導」,然而如今,原民會規畫將督導放在地方政府的原政體系,而不是由中央管轄的原家中心,這將導致督導與原家中心分屬不同單位,將原家中心一分為二。(參考文章:【原家轉型2】王增勇/原民會「自我殖民」的倉促轉型,恐成災難般的現代同化政策)
我的學生已經在社福中心擔任 4 年社工員,對於社安網的運作已經有相當認識,而且都是在同一個區域服務,因此對於在地資源、文化與社會關係,也有相當程度的建立;
其次,在教育訓練上,他顯然是組織內部培養的重點幹部,因此他在擔任社工員時期,就有意識的近身觀察他的督導如何處理日常工作;而且他所處的社福中心,社工流動率不大,並且有數位資深社工可以支撐中心的運作。
那麼,成為社安網的社福中心督導,為何仍要用 2 年的時間與 10 倍的心力去適應呢?
對內凝聚社工量能、對外經營複雜的網絡關係
首先,作為社福中心的督導,「對內」需要協調與凝聚中心團隊,讓團隊以相互支持、互補的方式運作:一個中心內部的社工,都需要個別督導,討論困難個案的處遇(輔導計畫);不同社工之間難免有不同的看法時,督導需要協調並創造空間,讓每位社工都能發揮自己的長處。因此,我的學生說,他絕大部分的心力都花在經營中心內部的人事。
若有新進社工,需要安排資深社工的支持,因此資深社工也扮演中心支柱的角色。如果一個社福中心的社工流動率高,甚至找不到社工,連督導都要下來負責個案工作。
其次,作為社福中心督導,「對外」需要代表中心面對外部資源網絡間的聯繫。
他說:「成為督導的第一天,我就加了 20 個群組,有時我都快搞不清楚一件事情要在哪個群組中說明。」因為,社福中心是政策執行的在地單位,各項福利政策的執行都需要社福中心的配合,從社安網的脆弱家庭到家庭暴力防制的保護服務,都需要督導代表社福中心的參與。
夾在中央與地方政府,以及民間福利團體之間,各種協調會議都要求督導出席。尤其當個案成為頭條新聞時,社福中心督導要承受來自各級政府單位的索資壓力,來自民意代表的質詢,甚至日後監察委員的究責調查。
不同於基層社工,督導除了面對政府體制內的長官,也要面對社區內的在地組織,如派出所、區公所、鄰里長、民間社福團體、議員服務處等,所處的社會關係網絡更為複雜——
要服務一個個案,社福中心需要建立可以合作的服務資源網絡,例如一位求助的受暴婦女,社福中心需要醫院醫師可以驗傷做為證明、需要派出所警員可以友善的完成受暴婦女的報案、需要委託民間社福團體經營緊急庇護所、需有心理諮商師可以提供協談穩定婦女的情緒,並需要有社工陪同婦女出庭應訊完成保護令的申請、有律師可以協助提出離婚訴求、監護權爭取。
這些不同的資源網絡要一起工作並非易事,當有爭議時,社福中心督導需要處理資源網絡之間的衝突,督導需要花時間與心力去經營與資源網絡的信任關係,排解各單位的本位主義,讓服務可以順利進行。
尤其當有重大社會案件發生時,大家都人人自危,將責任歸屬推給其他單位,社會大眾的究責文化,會再次撕裂網絡資源之間的信任關係,這都需要督導去修補。
成熟督導的養成:日日面對科層磨練、學習爭取空間
再來,因為社福中心屬於政府公務體系,對外受到民意代表的監督,民意代表掌握著施政質詢與預算審核,因此民眾會透過民意代表向政府施壓,成為社福中心口中的「交辦案」,而且這些交辦案往往限 3 天內回覆。
社福中心的督導需要回應民意代表為選民爭取福利的交辦事項,例如議員協助民眾爭取申請低收入戶、民眾通報議員路邊有無家者認為有礙觀瞻、家長透過議員要求社工說明受暴兒童為何被安置、議員為社區抗議老人安養機構設施入駐會造成房價下跌,要召開協調會等等。
為了不排擠社工已堆積如山的個案工作,督導必須要小心應對民意代表,否則預算卡關會造成業務無錢可用的窘境。
對內,地方政府基層的社福中心,層層受到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長官的要求,這些要求不見得都合理,督導需要說服長官,不然就得要求中心同仁的配合。社政體系內的上級長官往往為了配合政策,要求社福中心執行不見得符合民眾需求的政策。
例如,當一位獨居老人在家過世多天才被發現,議員質詢下,長官決定即日起全面訪視獨居老人,要求全體社福中心社工放下手邊工作在一週內完成全面訪視。全面訪視獨居老人在諸多福利業務中,並非迫切與必要的事項,但因為議員質詢,就成為社福中心要立即辦理的任務。
在依法行政與服從上級的行政倫理下,上面的決策往往會壓縮社福中心面對在地福利需求時,所需要的行政裁量權、社工能為個案做的事變得很少,讓基層社工的專業無法發揮,長久以往會讓社工陷入習得無助的狀態。
以兒童保護為例,在施虐父母情況稍有改善時,社工願意給父母一次機會,希望兒童可以早日從機構返家,與父母團圓。社工將冒著父母可能再度施虐的風險,但長官可能不願意承擔兒童再度施虐而上頭條新聞的風險,而否決兒童返家的決定。
此時,為了爭取專業自主空間,督導需要學會在各種會議場合,甘冒被貼上「不聽話」的標籤,向上級長官溝通,並爭取專業自主的空間。上級長官是否有足夠的彈性,聆聽社福中心督導的進言,就會影響社福中心的士氣。
舉例而言,社福中心遍佈全臺,服務區域差異懸殊,但衛福部設定的社福中心考核指標卻仍是全國一致,讓社福中心無法因地制宜的發展適合當地需求的服務,更無法鼓勵服務的創新。中央與地方政府的溝通,地方政府社會局內部層級的溝通,都會是社福中心督導需要瞭解、學習、掌握如何溝通的科層文化場域。
聽完學生的分享,我看著眼前這位初步站穩腳跟的新生代社工督導,他的眼中,因為知道自己的工作意義而散發著希望、因為知道如何用上級長官聽得懂的語言和他們溝通,因此為中心爭取到發展空間而呈現出自信。
他還提及要串連其他社福中心督導,一起倡議制度上的不合理之處、希望促成改變。我知道這樣一位成熟的社福中心督導是多麼的不容易。
督導沒和社工一起工作、還要同時兼顧 2 個部落?
反觀,目前原家中心的轉型計畫將新增督導一職,卻將這個職位歸屬在「地方政府的原住民行政事務」(原政)體系之下(而非原家中心本身)—— 督導是地方原政的公務員,而社工是在社區的民間團體社工,形成督導與社工分屬兩個體系的情況。
試問,無法天天一起工作的督導,要如何花時間與社工建立關係、瞭解每個人的特性,讓原家社工跟他成為一個團隊?
更甚者,社安網規定 7 個社工才能配置一個督導。由於一個原家中心的社工人數多在 3-4 人,因此目前的配置,等同一位督導將同時督導 2 個原家中心。全國 30 個山地鄉,每個鄉都幅員廣闊,且族群多樣、各具特性,例如新竹有 2 個原鄉,尖石鄉就占整個新竹縣的一半,另一個五峰鄉同時有泰雅與賽夏族。
一個督導要熟悉一個原鄉就需要很多心力投入,同時兼顧 2 個原鄉,不僅路途遙遠將造成大量交通時間,要熟悉 2 個原鄉的社會問題、人口特性與族群文化,從中發展出服務策略,將遠遠超過一個專職督導的能力範圍。
最後,這群正在招聘的新手督導與原有的原家中心社工,以分屬公私部門的「拼裝車」形式,即將在明年(2025 年)3 月就開始接案。原家中心社工將開始執行具有公權力的強制性服務,面對不熟悉的脆弱家庭業務以及保護性業務,可預見到時候社工們將面臨重大的文化衝擊,而新手督導能夠提供中心所需要的大量行政、專業指導與情緒支持嗎?實在令人擔心。
新上任的督導自己都還搞不清楚狀況,要如何提供充分的支持?即使是由原家中心的資深社工來擔任督導,從我學生的經驗來看,從社工到督導顯然不是一條理所當然的平坦之路。
我擔心,這些新聘的督導在沒有充分訓練與支持的情況下,倉促上任,面對重重挫折,他們將不自覺的落入「我的專業能力不足」、「我不配擔任督導」的自我懷疑與指責之中,而忘了這是原家中心轉型規畫中「不教而殺」的制度性暴力。希望這場原家中心轉型不會成為原住民社工的殺戮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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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弱群體的處境沒有人看見,助人工作的學問不被理解,政治、法規、制度上的問題沒辦法被好好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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