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醫療騙局到跟蹤狂殺人兇手，記者出書揭露不法真相／讀《惡血》與《被殺了三次的女孩》
就在臺灣對記者的信心極速滑坡的這幾年，版權書市陸續出版了許多由傑出記者執筆的精彩大作。
西班牙《世界報》駐亞洲記者大衛・希門內斯（David Jimenez）的《雨季的孩子》、《被遺忘的亞洲碎片》（雖然後面的翻譯有點崩壞），《BBC》記者利皮卡．佩拉漢（Lipika Pelham）的《耶路撒冷的移居者》，近期由已故《BBC》戰地記者蘇・勞伊德・羅伯茨（Sue Lloyd-Roberts）所完成的《女性面對的戰爭》，都是在自身關注的議題領域結合（部分改寫的）個人生活所做的觀點紀錄。
較近期如韓國記者李容馬的《我相信世界可以改變》，以及日本記者伊藤詩織的《黑箱》，是另一種將自身受迫害經歷成書出版的類型。其他當然還有很多，諸入臥底記者的紀實、對新聞專業的經驗整理、個人的社會觀察等。而這兩年有兩本值得一談的，則是《華爾街日報》調查記者約翰．凱瑞魯（John Carreyrou）的《惡血》，以及日本記者清水潔的《被殺了三次的女孩》。
《華爾街日報》紮根美國 130 餘年，走過百年來的政治與社會巨變，在數位科技掀起的滔天大浪中成功轉型。這個親商的財經型媒體原本就擅長調查報導，拿過 40 座普立茲獎，其中 2 座由凱瑞魯與其團隊奪得。本月初在臺出版、揭發馬來西亞年輕華人以金融詐騙橫行華爾街與好萊塢的《鯨吞億萬》，亦由 2 名獲獎無數的《華爾街日報》財經調查記者所完成。2 本書同期進行、同樣精彩而讓人欲罷不能，令人難以置信，卻都是鍥而不捨的記者與許多勇敢的吹哨者合力掀出的真相。
差別在於，我們很難判斷《惡血》是一個從善意出發走上歧路而崩壞，還是一個像《鯨吞億萬》一樣自始便心存惡意的故事。畢竟，在高潮迭起的矽谷競爭中，敲鑼打鼓發佈的「創新」要等很多年才能實現（一部分），甚至根本不會實現，早已是連 Google、蘋果等科技龍頭都曾使出的、不足為奇的手段，首開先河的或許就是大前輩發明家愛迪生。
1878 年，愛迪生對外宣告他解決了白熾燈泡無法長久使用的問題。其實在他誇口張揚的 25 年前，德國發明家戈培爾的燈泡已能持續發亮 400 小時，愛迪生意圖改良但力所未及，於是用公司股票收買記者和投資人，持續對外造假了 4 年。就在資金和信用即將耗盡之時──他在最後一刻成功改良了燈泡，讓它能持續發亮達 1200 小時！直到現在，那些沒想過要申請專利、少了生意手腕的前人早已淡出你我的記憶，大部分的人說起燈泡都還只想得到愛迪生。
140 年後，年僅 19 歲的史丹佛輟學生伊莉莎白．霍姆斯（Elizabeth Holmes），認真把這種「先說先贏」再「以拖待變」、「偽事實說久就會成真」的手段學了個透徹，不僅用股票攏絡政商名流投資背書、用金權行銷打造估值 90 億美元的新創公司，還以「掀起全球醫療革命的年輕女創業家」之姿襲捲各大媒體，甚至榮登《富比士》富豪榜、入選《時代雜誌》全球百位最具影響力人物。
她甚至還把那臺招搖撞騙的產品取名叫「愛迪生」，真心向一個半世紀前的始祖致敬，只可惜她拖了 15 年都還沒解決問題。等不到新創奇蹟名留青史，敏銳的調查記者凱瑞魯首先揭發了這個 3000 億醫療革命的世紀騙局（即使他的頂頭大老闆、《華爾街日報》億萬富豪梅鐸也是其中一個受騙的投資人），「女版賈伯斯」的夢幻泡泡就這樣在報導出刊後 6 個月內支離破碎。
相較於普立茲名記者與百年大報的光環，以攝影記者起家的清水潔，卻因出身三流八卦雜誌，在日本嚴苛的媒體產製環境中，被排除在正規消息來源管道之外，處處遭鄙視，就連他當時任職的週刊《FOCUS》都在他成書後不久便即倒閉。
清水潔和凱瑞魯能動用的資源天差地遠，光是尋找受訪者和打探消息時報出《華爾街日報》和三流八卦雜誌的名號，就可能受到截然不同的待遇，更別提他追查的是絲毫不討喜的跟蹤狂殺人案──戳破紙醉金迷的科技業神話、看年輕富豪跌落神壇是我輩凡夫俗子都喜歡的祕密快感，但力排眾議指責主流媒體、大聲疾呼警察和輿論殺人的小週刊扒糞記者？誰信！
然而，除了同樣驚人又強大的意志力，清水潔和凱瑞魯還都幸運擁有全力支持他們的團隊後盾，從資料研究到枯燥的跟監，從對抗政治打壓與生命威脅，不同專長（手段）的戰友和扛得住壓力、願意撥出時間與資源的主管，才能真正讓執意追究到底的記者無後顧之憂，清水潔的報導最後甚至催生了日本《跟蹤騷擾行為規範法》。
時間和耐心是追查報導的最大敵人，無論是影響傷害無數人、尚未完成（或無法完成）便強推上市的無良醫學檢驗，還是人神共憤的跟蹤狂殺人兇手，媒體竭盡全力爭搶的都是以光速流失的社會關注，在《被殺了三次的女孩》中，清水潔冒著縱放真兇的風險急迫刊出獨家，便是一個痛苦掙扎後的決定。
無論是《惡血》還是《被殺了三次的女孩》，另一個如今最能與之呼應的，或許正是那些來自香港的、血淋淋的質問──警察可信嗎？媒體可信嗎？輿論為什麼既能造神又能殺人？面對那些被制服規訓、動用國家資源保密運作、刻意將之去人性化、去識別化的執法者，人們因為無從理解而傾向付出信任，直至遭到背叛。
在清水潔的書裡，荒腔走版的日本警察顯然同時掌握話語權和解釋權，警方透過有限度且選擇性的佈達消息來掌控媒體內容，使得大多數的主流媒體被餵食同樣的資訊，並且幾乎無法追問。媒體再接著以「酒家女」、「迷戀名牌」等莫須有的標籤醜化受害者，好像買了一個名牌包就活該被殺、去過幾次酒店就不再值得一個答案。
「就是因為想要知道答案，我才沒有辭職，繼續做著這一行，不是嗎？不過真有那麼一天，我能找尋得到答案嗎？」清水潔和凱瑞魯一樣，下筆一氣呵成像在讀推理小說，卻又如此寫實而沉重。他甚至越過了某條看不見的線，從那些恐懼、沉默又絕望的受害者親友身上，扛下那無法一走了之的責任，這份使命感在他的下一本書《連續殺人犯還在外面》同樣可見。
在臺灣，本土記者胡慕情以《黏土》記錄土地迫遷與經濟發展的衝突、媒體工作者陳昭如以《沉默的島嶼》揭開特教學校性侵案隱匿的罪惡、春山出版的《煙囪之島》調查臺灣石化產業半世紀以來的變遷、《報導者》的《廢墟少年》讓 2 萬多名流離青少年被看見⋯⋯調查報導從來不易，而我們是否能協力讓記者需要的時間、空間、資源與團隊，繼續在這片土地上發生？
本文原刊載於 Okapi【太陽之西】專欄，於此收錄於原作者作品集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