冤案是如何發生的？先入為主的司法質詢、超譯的精神鑑定，與失效的跨專業溝通／《無罪的罪人：迷霧中的校園女童性侵案》

重點摘要

編按：春山出版於 7 月出版《無罪的罪人：迷霧中的校園女童性侵案》，作者陳昭如在此書中關注一樁沒有目擊證人，也沒有物證的校園性侵疑案──憑藉一位 8 歲智能障礙女童的說詞，特教老師許倍銘遭定罪為性侵犯。

翻開密密麻麻的判決大網，許多細節與真相仍在迷霧中待解，司法質詢、精神鑑定以及立基於瑕疵證據的有罪判決，有沒有可能讓人成為「無罪的罪人」？受限於篇幅限制，本篇為書中精華摘錄，以此討論各種可能造成冤案的複雜因素。

撰文／陳昭如　　臺大人類學系畢業，現為自由撰稿人

誰真正有罪？這個「罪」，未必指的是法律定義的罪，因為許多時候，法律無法涵蓋所有的正義。

如果許倍銘是清白的，卻遭到司法誤判，該從哪裡開始檢討起？愛女心切的媽媽？不明究理的老師？負責詢問的員警？開立判決書的法官？這是一個密密麻麻、脈絡繁複的網絡，每個人都只是大網中一個極小的環節，至於個人能為自己負責多少？沒有人有答案。

前冤獄平反協會（以下簡稱「平冤會」）理事長、現任行政院政務委員羅秉成在《法官的被害人》的推薦序裡有一段話是這麼說的：

「在那場雪崩中，沒有一片雪花會感到抱歉。」這是書中「沃姆斯集體性侵案」的辯護律師哈斯（Gabriel Hascs）在結辯陳詞所引用的詩句。雪崩是一片片雪花累成的，為什麼沒有一片雪花需要對雪崩負責？在現代司法體系採分權的原則下，自然經手過每一個個案的司法人員（廣義的包括警、調、檢、法）都只能在司法生產線的「分工」下負責一部分或一小段的工作。

責任因分工而分散。如果把案件搞錯弄壞了，通常不會只是某部分、某段落或某個人的問題而已，系統性及制度性的累積錯誤反倒成為個別錯誤製造者的庇護之地，別人犯的錯，你遲早也會犯到，所以閉嘴是最安全的策略。司法專業人員面對如此巨大冤案的集體沉默，最是震懾人心。

在許案有如雪崩一般的冤屈過程中，有沒有人感到抱歉？我並不確定。但可以肯定的是，已有不少法界人士知道這起冤案，只是鮮少有人打破沉默。因為，閉嘴是最安全的策略。

沉默的冤案，能用道理說清楚嗎？

在眾聲喧嘩的民間改革團體之中，平冤會是個獨特的存在，他們不常在媒體現身，更鮮少開記者會，只是恪遵邏輯分析，聚焦在案情本身，以低調而沉穩的步履做事。我問過士翔為什麼不太宣傳案子？他說，他們想用道理說服法官，而不是讓大家覺得被告很可憐；而且羅律師（羅秉成）認為，臺灣成熟到可以用對話去說服對方，不必再為了錯誤或冤枉的案件去捲動社會壓力，何況這麼做未必能讓真相還原得更清楚，只會讓人認為法院是因為社會壓力才改判。

在羅秉成眼中，許案是「沉默的冤案」，這種冤案的沉默並不是噤聲不語，而是不知如何言說，遂逐漸沉默了下來。這也是許多性侵冤案的共同特徵──沒有一翻兩瞪眼的 DNA 檢測結果，只能倚賴大量情狀、臆測或推理去建構出犯罪事實。法院僅憑少量證據與大量推理，顯然是充滿了風險，而這樣的風險，連法官自己都未必察覺。

歷任法官都忽略了許案筆錄與實際訪談狀況的差異，就羅秉成看來絕對是明顯疏失。「只要看過（訪談）錄影帶就知道事實跟筆錄差很多，如果法官沒有看筆錄，而是直接看錄影帶，光憑 8 歲中度智障小女孩回答的狀況，旁邊又那麼多人暗示引導，應該不至於覺得她的回答沒有問題！」

刑事司法制度不是沒有防錯機制，例如無罪推定原則，就是不讓無辜之人受到冤屈的設計。但臺灣是採「卷證併送」制度，將起訴狀和偵查中所有資料一起移送給法院，若是法官在審理之前看了警詢筆錄之類的資料，很可能會影響了心證而有預斷之虞。羅秉成聽說有法官為避免心證被可疑的證據汙染，在開庭前會請書記官將筆錄悉數抽掉，寧可直接傳喚證人詢問，可見他們亦知筆錄有著不確定的危險因素。

認定犯罪事實的程序具瑕疵，真相何在？

單憑筆錄認定犯罪事實的冤案，羅秉成的經驗可多了。多年前，某少女翹家至羅的當事人家裡借住，事後控告他強制猥褻，奇怪的是，少女第一次接受警詢時是否認的，直到第 2 次才表示是上回漏說。羅秉成覺得事有蹊蹺，向法院申請調閱檔案，並順利調取到第一次警詢錄影帶，看了之後才知道，問題可大了。

「原來筆錄中有關猥褻的記載，只有簡單 2 行字：『你跟他一起睡的時候，被告有沒有對你做猥褻行為？』『沒有。』我們拿到錄影帶一看，你猜這 2 行警察問了多久？20 分鐘！那個小女生根本不知道什麼是『猥褻』，還問警察說，這是什麼意思？那個警察算是用心，很仔細解釋說，意思是他有沒有對你毛手毛腳？小女生問道，摸哪裡才算毛手毛腳？警察告訴她，就是摸你胸部或摸你下體。就這樣解釋了 20 分鐘，小女生終於聽懂了，最後回答說，沒有。」

一般人看到詢問畫面結束，大概就關機了。但羅秉成沒有，他堅持看到最後一分鐘。然後，驚人的畫面出現了。

「筆錄做完以後，警員走出去，一個男人走進來，是小女生的爸爸，指著小女生大罵：『你這個戇囡仔，你按呢講，咱是要安怎告啦？』（你這個傻孩子，你這樣說，我們是要怎麼告啦？）小女生頂嘴說：『伊嘛毋對我安怎啊？伊哪是有安怎，我就 e 喊啊！無係安怎甲人講有？』（他沒對我怎樣啊？他如果有怎樣，我就會喊啊！沒有是要怎麼說人家有？）」羅秉成說：「如果員警沒有錄影，如果我沒有看到最後，就不會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因為筆錄上沒寫！」

這個意外的發現，讓法官認為少女是父親唆使才改口稱被猥褻，最後以證據不足判被告無罪。

跨專業領域溝通失效，使冤案不得伸張

現場是通往真相的道路，法官只靠筆錄研判，沒有勘驗現場，是冤案常見的情況。羅秉成辦過一起跟許案相似的案子：心智障礙的女童控告老師性侵，羅律師與法官一同到現場查看，發現案發現場的窗臺很低（與許案同），窗玻璃是透明的（與許案同），兩旁不是教室就是休息室（與許案同），若是被告想性侵學生，怎麼會選在這種人來人往的地點下手？讓人怎麼想也想不通。

「小孩說，她是坐在講臺前面的小椅子上被性侵的，這個說法也很奇怪。如果老師要性侵，好歹也選在講臺後面做，怎麼會選在講臺前面，讓路過的人一目了然？而且讓小孩坐在椅子上性侵，就姿勢來說也很難完成。」

「法官研判老師在那裡性侵的可能性不高，後來判被告無罪。」羅秉成頓了一下，語重心長的說：「所以（許案）我們提再審，就是希望法院把錄音帶拿出來聽一下，到現場去看一下，啟動原來沒有的調查，可是他們沒有這麼做。這麼少量的證據，這麼多可疑的情狀，卻一直被認定有罪，我覺得很遺憾！」

但，就算法官不聽錄音帶，不勘驗現場，還有陳慧女（中正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趙儀珊（臺大心理系助理教授）等人的專家報告啊！明明有這些科學鑑定做為新證據，為何法官仍執意以卷證認定事實，不願開啟再審？羅秉成猜測，他們是質疑鑑定報告的科學性與可靠性，而這樣的質疑，多少也反映了司法人員與其他領域之間的對話不足。

「供述性證據可不可以用？要不要相信？這在司法審判傳統中是法官的核心權利，不可能把它交給別人判斷。趙儀珊的鑑定報告說甲女證詞的可信度有問題，法官無法接受，他們認為可信度的證明應該由法官來判斷，怎麼會是別人？」

「這就是觀念的問題了。趙儀珊很勇於踏出象牙塔，她的鑑定有她的方法論，可是法官對司法心理學的發展很陌生，輕忽了這個方法論，也錯失了拯救冤案的機會！」